周光召先生不仅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两弹英雄榜的代表性人物，更是中华道德文章的范本，当代文正。

他是我讲课时不可回避的科学家。他巧妙利用热力学中的“最大功原理”解决了当年原子弹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而我是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的主讲教授，“最大功原理”和中国原子弹发展的关系，是我热力学课程中必须包含的内容。

周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热爱科学研究，死而后已。他完成“两弹”研制的任务之后，重回理论物理领域，立即抓住了当时最前沿的非平衡态统计物理这一课题，和合作者一起，历经八年完成了一个框架性的理论。在病重已经不能言语表达的年月里，依然听取学生、同行们国际上的最新成果，用一些表情来传达关注。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教授，在退出原子弹研制之后，对科学研究不仅不关心，甚至不耐烦。第二，把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他的本色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当时他一辈子都在不断转换身份。青年时是蜚声国际的粒子物理学家，壮年时隐姓埋名20年的两弹科学家，中年是双肩挑的理论物理学家，最后是国家领导人。几乎每一个岗位都卓有成效，每一个岗位都能动员多个团队进行关键问题的攻关，包括理论物理的课题。他的师兄，“两弹元勋”黄祖洽院士曾感叹：“周光召不仅学问做的好，官也当得和好，很不容易”。无论作为科学家还时行政领导，他总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暂时的困难，并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并非一路绿灯。在国家和环境有困难的时候，他不仅仅利用个人的力量，也利用自己的位置，实际性地为科研工作者解决困难。包括，联系一些海外的朋友，为一些杰出科学家出国创造条件；为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解决工作；为一些重大项目疏通关系，等等。第三，“三个修养”方面的完人。本世纪之初，他在很多场合做了《历史的启迪和重大科学发现产生的条件》的报告或者基本内容相同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如果把科学家群体划一个圈，报告中的有些内容指向外部，一些指向内部。指向内部的部分就是，如果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需要三个方面的修养：哲学修养，数学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修养。一个重点在人文，一个重点在科学，一个重点在工程。这是夫子自道啊！在我看来，周先生是这“三个修养”的榜样和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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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先生是湖南大学的荣誉校长。他父亲、堂兄、侄女婿都曾是湖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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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见的周先生回乡照(1988年, 宁乡市双江口镇玉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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