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馆界，无论是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还是其他专业学会，其战略规划文件往往富有倡导性，强调多样性、公平、信息自由、数字转型、开放获取、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这些规划在行业层面具有价值引领作用，有助于推动专业话语的更新和国际对话的开展。
然而，在我们具体的高校图书馆日常实践中，这些行业学会的战略规划并不对本馆的发展决策构成任何决定性作用。我们在制定馆内战略时，始终以图书馆自身的资源条件、服务重心和所在高校的整体战略为出发点，务实推进教学支持、科研服务、学生学习、信息素养教育等工作任务。我们的规划目标与高校的战略优先级保持高度一致，比如我们附属于惠特曼学院，因此图书馆的愿景和战略规划则与学院制定的优先发展项目密切相关，而非对行业学会的愿景进行对接式回应。
换句话说，尽管我们了解并尊重 ALA、IFLA 等组织所提出的行业趋势和专业理想，但它们的战略方向更多是一种倡议性纲领，而非可直接转化为图书馆内部政策的指导蓝图。图书馆是否参与这些战略议题，取决于其具体职责定位与服务目标，而非对某一行业战略文件的响应义务。
当然，在某些特定场景中，例如项目申报、对外合作、专业培训，或作为会员单位参与国际会议时，我们可能会参考学会的战略语言，作为外部话语资源或合作框架。这种参考是策略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即便如此，这种对行业战略的“象征性接轨”也仅限于某些交流场合，对馆内的核心决策几乎没有实际影响。
这种强调本馆实际发展、服务本校优先目标的战略思维，在美国高校图书馆界是广泛存在的。它体现了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现实主义传统”——即战略必须立足资源条件、服务对象和组织使命本身，而非从属于某种行业倡导框架。这也提醒我们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时，应保持清醒认识，既不盲目对接，也不简单复制，而要回到本馆实际出发，做出符合自身条件和机构文化的战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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