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商朝末期的政治组织，我们可以借鉴系统论的视角进行分析。
“系统论”将各种事物视为系统，所有的系统都包含元素、结构和功能等三个基本要素。
“元素”是指构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是具体的实体，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一般而言，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会排除掉那些“同质性”的、数量繁多的“实体”元素，将它们归类，用抽象的、具有相同特征的“概念”来代替。例如：“商国”核心圈由众多族群构成，每个族群都可以被看做为“实体”元素，我们可以按照地位和影响力将其划分为3个抽象元素：王族，与商王有紧密血缘关系的大公族，以及与大公族具有血缘联系，依附于大公族的小族，暂且叫做侯族。
“结构”指的是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集合。描述结构往往非常“复杂”。就像在数学上，两个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函数表达，但涉及到三个、四个甚至更多元素的关系时，我们就需要分别用 C(n, 2) 个简单函数来表达（我这种说法很不严谨，只是试图表明“结构”描述的“复杂性”程度，欢迎专业人士批评指正）。在“商国”，这些关系更为复杂。有“王”和“公”的关系，也有“公”和附属小族的关系，为了彼此制衡，“王”还会动用外部野蛮人“羌”的力量[1]。
“功能”指的是一个系统在更高层次的系统中能够独立存在的依据。例如，人的消化系统之所以能够独立出来被识别，是因为在人体这个更高层次的系统中，它与其他系统（如血液循环系统）不同，具有消化的独特功能。理解了“功能”的深刻含义，我们就可以抓到商国最本质的特征，它能被外围的方国识别、指认为独立的实体，依据是除了血缘联系，“商”能给臣服的小族以武力的庇护。《周易》中有“不富以其邻”[2]，意思是不要以为自己（周族）附属于商王，就觉得了不起。这句话从侧面证实了“商国”的影响力。
“商”与“朝代”在分析‘商’的政治形态时，最需要注意的是，切忌套用近代的政治形态去类比“商国”，就像用现代的文字义项去理解古文一样。
所谓的“商”，是以商族为主体统治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在早期很可能属于酋邦，即部落联盟。“商族”是这个联盟中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一支，与联盟内的其他部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血缘联系。而到了所谓的“商”后期，已经逐渐形成了封建国家的雏形，其标志之一是出现了半职业化的武装力量。
我们习惯性地用“商朝”来称呼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这其实是错误的。
所谓“朝代”，在大众语境中往往指的是“君主制帝国”的政治形态，其特点是存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庞大的官僚集团以及跨越地域的主权认同。通常以秦灭六国为标志，此后的君主制帝国才更符合大众对“朝代”的想象。
“商国”不是“君主制帝国”“君主制帝国”是从“秦”开始的帝国政治形态，有很多学者用不同的名字加以概括。传统教科书称其为“封建帝国”，有人称其为“秦制”。
在“功能”方面，“秦”帝国能够从周边部落、部落联盟和封建制国家等政治实体中被独立识别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其类似于近代社会的“主权”观念。
所谓“主权”是一种大众意识，即帝国在领土范围内统治“合法化”的共识。 当一块土地被“秦帝国”占领，尽管人们依然有反抗，但这里已经是“秦国”的了，这种大众意识通过文字、历史文献清楚的表达了出来。从这时起，就有初步了类似于现代意义的“主权”概念。
在“元素”方面，“秦”帝国存在高度集权的“皇帝”，听命于皇帝的官僚群体。帝国的统治越完善（所谓完善指的是对社会控制的细节增加），官僚群体就越庞大和复杂。
在“结构”方面，帝国的权力运行是一套逐步演化的复杂体系。其内部不断出现职能分化，当然最核心的，就是“皇帝”拥有对暴力工具军队的最高控制权。本文只是简单介绍，这里不过多分析。
“商”并非后世所理解的“朝代”，它与“君主制帝国”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虽然“商”也有“王”，但这位“王”不具备后世如此集中的君主权力。 例如，在普通人的想象中，商王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但是在“封建制国家”中，这种权力其实“王”从来没有拥有过。参考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王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王”和兄弟叔伯之间的权力暗斗，阴谋算计，其实是常态。在没有绝对的武力压制或说服性的理由之前，“王”对敢于顶撞他的叔伯毫无办法。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乱象在“商朝”时期，同样普遍，只是信息湮灭在历史中而已，需要我们代入到当时的环境中，通过文献的细节去思考、发现。
其次，“商”并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官僚体系专门为“王”服务。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商国”王庭已经形成了职能分工。从《周易》中可以看到，“王”的妻子负责“王”家庭的管理，地位和权力极大，被称为“配主”。“主”指的就像蜡烛一样，光照满了房间。商王帝乙承诺将妹妹嫁给周文王，但很可能在王妻子的影响下，改换了人选。同时有另一位和“王”血缘亲近、关系密切的“公”作为“夷主”，负责管理商族各部落的协调工作。就如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王国将权力分配给“王后”和“掌玺官”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商国”的权力分工并不严格。“商王”周围为他服务的人很多应该是亲属或作为人质的晚辈，例如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据说就担任商王的御手，负责驾车[3]。参考日本战国时期，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安排各大名的子弟作为“小姓”，可能都是同样的逻辑。
再次，“商”缺乏跨越广阔地域的“主权”认同。所谓“跨越地域的主权认同”，指的是是远离商都殷的部落，虽然名义上臣服于商王，但并不认为自己的部落是商王的私有财产，部落的平民仍然听命于自己的部落首领，而非直接听命于商王。
从以上角度可以看出，“商国”和“君主制帝国”完全不同，不是大众意义所理解的“朝代”。
人们称“商”为“商朝”，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简单的类比思维，认为“商”的时代与后世的“秦”、“汉”等时期类似，这种认知实际上忽略了历史的发展演化过程，是一种机械的历史发展观。
虽然出于习惯，我们仍然沿用“商朝”这一称谓，但在代入历史环境理解《周易》时，务必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差异。
“商”在前期很可能属于酋邦，即部落联盟。而后期初步形成了封建国家。这个过程很可能伴随着酋邦内部各部落的权力争斗。
下篇博文，我们必须从“商”的另一个名字“殷”开始详细介绍。
注释：[1].关于商王武乙使用“羌”人来讨伐同族，我们在今后会进行介绍。
[2].“富以其邻”先后在《周易》中出现了3例，分别为《小畜》、《泰》和《谦》，都蕴含着前述的意思，今后的博文我们将论述。
[3].《史记正义·殷本纪》：“帝王世纪云：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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