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十六年前在美国去世的。享年只有65岁。他和母亲94年来看我们一家,第一次看到孙子很是高兴。
他已经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多年,但是病情有加重,上楼就需要休息,吃药。带他去当地医院看病,发现几根心血管都堵塞很严重,医生建议急诊手术。
伯明翰大学医学院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心脏外科,我过度相信了这里的技术,同意了手术。因为看到很多朋友都做了bypass手术,术后活蹦乱跳,所以想父亲手术后生活质量能提高很多,而保守治疗就好比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病。
手术很成功,可是“术后并发症”,肺部感染,高温不下,最后脑溢血去世。
现在我做感染性疾病分子鉴别诊断相关的技术研发,才知道“术后并发症”是给医院和医生的一个笼统的保护伞,很多“意外”都可以被这顶伞照住。而院内感染就是最常见的“意外”。
所谓院内感染就是病人入院做本来是无菌的手术,出院记录上有抗感染治疗的过程。心脏手术是无菌的,我父亲有严重的术后感染。感染科医生多次取血标本培养,但是因为已经”预防性“地使用了抗菌素,血培养细菌很难生长,结果延误治疗,感染不能控制。
这样的故事在美国,中国,全世界每天都在上演着。美国每年死于院内感染的病人有九万人之多!中国还没有很好的统计,但是看到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情形,就能推算出院内感染死亡率一定不低。
院内感染也是医患纠纷的主要来源之一。
美国已经有25个州通过法律,规定医院向社会公布院内感染率,这样便于病人选择”干净“的医院就诊。而且,如果是院内感染,国家的医保就不付费,医疗费用主要由医院承担。
按说,我也可以”告“医院,认定父亲的去世是医疗事故,讨一笔赔偿。不过,我想行医一辈子的父亲不会希望我那样做的。我自己也可以算是个医生(学医,但没有行医),知道象院内感染这样的”医疗事故“很难避免,这不是医生和医院故意的,这是一个医院本身的病,一个时代的病,一个科技落后的结症。
科技落后在那里?落后就落后在诊断手段差。用细菌培养的方法做诊断实在太慢。如果我父亲的感染源能在几个小时内(而不是几天)就得到明确的诊断,细菌耐药性也能在同时就得到判断,那感染就有可能尽早得到控制。没有明确的感染源和耐药性诊断,医生的治疗就是盲目的,经验性的,常常是错误的。
所以,在我研发产品时,院内感染(也叫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HAI)就成了一个必需研究的课题:
这个HAI产品针对常见医院感染的感染源,多种细菌,真霉菌同时检测,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出结果。配套的产品更可以快速检测耐药性。这样就能对病人进行快速而且有的放矢的治疗了。
院内感染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这个仇是有主的:仇主不是细菌,不是医生,不是医院,而是落后的诊断技术。
我现在把技术和产品研发出来了,可是这还不够,还没有复仇。真正复仇的那天,是这个技术用到临床上去的那一天,帮助了病人的那一天,是挽救了别人的父亲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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