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上次来深圳时，我做了一些访谈（见附录），说到她的大学生活，她要回武汉查一些资料自己写，看来是她是颇为值得骄傲的一页。前不久，她让她的孙女带来了手稿，我看后感觉以当前的大学教育比观，确实能够看到一个不同于现实而发人深省的“旧中国”的大学教育。据说战乱时期的大学还出了不少人才，是不是那时候的管制不如当今？

1941年，岳母高中毕业后在兰州待了一年，辗转在兰州农业专科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先修班就读，后被保送到西南联大学经济专业，因为考虑路途遥远而向教育部打报告改为西北农学院（见“岳母访谈：兰州一年”），下面是她对大学生活片段的部分回忆。

我于1942年8月至1946年7月就读于陕西武功张家岗的西北农学院（现更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系。那时候，一群单纯正直的热血青年为了信仰而奋斗的情节，像画卷一样时而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尽管经历60多年的岁月侵蚀，那些年轻的往事有的依然清晰，尤其是到了我这样的年龄。

一、1943年的驱周学潮

我入校的时候，院长周伯敏（1893-1965）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外甥（1935年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2月任省教育厅厅长，1939年-1944年任西北农学院院长），他虽然书法不错（得于右任真传），但跟随国民党排斥异己，压制民主，多次参与逮捕进步学生并有克扣教职员工薪金、学生贷金的行为，致使很多老师生活困难，学生伙食质量下降，从而引起公愤。1943年，老师和学生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教师罢教、学生罢课的事件，周伯敏不但不予以疏导，反而实行高压手段，宣称学生不复课，不参加期末考试就不给成绩。这种不解决问题的强迫手段进一步激发矛盾，终于在年底形成了全校师生的联合行动——“驱周学潮”。

整个学潮期间，只有陕西籍的五六十位同学同意复课（周为陕西人），其余的四百多位同学毫不妥协。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大家抱成一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后来有人提议，我们四百多位同学在一天晚上全体步行到普集镇，然后爬上火车到西安请愿。同时，校内的青年老师（聂注：岳父那时候刚留校1年多，也参与了活动，而且由于支持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以后于1946年考上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并于1948年任学生运动总纠察时，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赶往桐柏军区参加解放军，那一代人的革命热情一直影响到今天）也非常支持，他们以校友会的名义上书教育部和在重庆工作的校友，在声势浩大的“驱周学潮”之后，周伯敏被迫离开学校，学生运动以胜利告终（聂注：周伯敏离任后不久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做主任委员，1945年5月国民党如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6月在上海参加参加53位国民党立法委员起义，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65年在上海去世）。

二、“亢丁社”的诞生与发展

1944年初秋，驱周风暴过去了，张家岗（西农所在地）又恢复了过去的平静。

这时候，校园里冒出了一个名为《玫瑰花》的壁报，传播一些风花雪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方学生面临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民主与专制的大是大非选择的关头，我们这些以国家前途为己任的热血青年断然不能接受。记得当时朱绍虞、梁正兰、胡启祥、曹方久四位同学非常气愤，郭维清、郭淑哲、胡琛、孙沛亭和我积极响应，要办一个壁报针锋相对，以形成正面的舆论向学校和社会鼓与呼。而且我们知道，重庆和昆明的进步学生都在主动地争取民主，经历过学潮的锻炼，我们也逐渐有了民主斗争的胜利信心。

最初，我们9个人在一起讨论，并成立了筹备会，选举郭维清、朱绍虞为召集人，会后又串联了张英科、李继耕、郭成侊、胡坚、马振等一二十人，大家（一共30多人）聚在一起举行了正式的成立大会，选举朱绍虞为社长、曹方久为总编辑。经过大家讨论，将壁报起名为“亢丁”，意即在高亢的山岗上（校址在张家岗），挺起了一群坚定的硬汉子。有人提议，每期要有一个中心，创刊号为“哭与笑”，第二期为“爱与恨”。曹方久写了发刊词，内容是年轻人要像鲁迅那样：敢哭、敢笑、敢爱、敢恨、敢怒、敢骂。为黑暗与邪恶而大胆地哭，为光明与正义大胆地笑，决不应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在沉寂中死亡。

“亢丁”在“哭与笑”中与读者见面了（后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民主革命回忆文集》中，将“亢丁”的两幅报头和“亢丁社”部分同学的合影照片刊载其中）。在“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中，我们通过渠道弄来了《新华日报》和各种进步刊物，在壁报上发出了“要和平，反内战”的呼声，“亢丁社”还多次组织座谈会，讨论《国共和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等，并将相关内容发布在壁报上。

为了扩大影响，我和郭淑哲在女生宿舍又创办“新野岗”壁报，发动女同学写文章，还剪贴了部分进步文章。张英科、郭成侊在男生宿舍创办时代剪报社，收集当时《新华日报》的文章剪贴上去。这时候已经形成一套人马、三个壁报的阵容，在学校造成较大声势。

由于以上两个剪报的材料比较新颖，一般学生很难看到，读者特别多，这也引起了三青团的刁难。他们在黑夜里把我们刚贴出的剪报撕毁，涂抹，还在上面写些辱骂的语言，什么“汉奸言论集”，“斯大林是你们的祖宗”等等，还把三八妇女节的“新野岗”专栏涂改成“王八节”和“新野鸡”以侮辱我们女同学。于是，我们以三个壁报的名义写出抗议书，推选代表到学校的“训导处”评理，要他们执行蒋介石的诺言保证“言论自由”。同时另一壁报“新路”也声援我们，许多中间学生也看不过去，他们的行径进一步受到孤立。此后，他们虽然并不支持，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捣乱。

1946年初，西农国民党、三青团奉命要筹划“反苏游行”，邀请各壁报社组织“筹备会”。当时由曹方久参与筹备会，曹在会上提出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中国，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学校当然不会接纳，“亢丁社”即声明退出筹备会，并抵制他们的游行。我们在校园办了一期反对游行的特刊，也配合了一些剪报资料。经过我们的宣传，虽然他们用请吃饭、看电影为诱饵，参加的人数仍然很少，而且某些同学仅仅是为了坐一次免费的火车和到西安玩一玩。他们回来后看到我们的剪报，竟然说我们是对游行同学的侮辱，气势汹汹地想动武。但我们“亢丁社”的同学更是凛然正气，不畏强暴，这些胆小鬼也就叫嚣了一阵子后自动退缩了。

在“五四运动”二十七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亢丁社”组织了一定规模的纪念活动，既有文艺演出，又有萤火晚会，由李金铎老师主持。记忆深刻的是当时演出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还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和姚雪垠的“红灯笼的故事”。这样的活动在张家岗是空前的，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民主革命精神，使我们大家都打开了眼界。

后来，“亢丁社”还成立了一个“邰岗书刊供应社”集体筹集资金代购代售进步书刊杂志。这时，“亢丁社”的成员由最初的9位发展到了七八十人，队伍扩大了八九倍。

三、学习和执行地下党指示

“亢丁社”为什么能够如此成熟地开展活动，也与西安地下党的领导有关。当时，西农地下党还处在隐蔽阶段，没有开展活动。1945年暑假，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工程师李伟（水利部离休）同志介绍，我认识了西安报社寿孝鹤同志。李告诉我，寿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请教他。后来，我又将寿孝鹤同志介绍给张英科，以及壁报社的几个老同志。寿孝鹤同志多次到张家岗给大家讲解国内的形势，并送来毛主席著作（油印本），计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的讲话”、“论持久战”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并在一个秘密点（一所庙宇）展开讨论。

这个时候，西安地下党通过寿孝鹤同志引导我们自发的革命热情逐渐向自觉转化。每到关键时刻，寿孝鹤同志就来到学校。一次是在重庆的“校场口事件”（重庆庆祝旧政协的大会上，国民党特务殴打大会主席郭沫若、李公模及新闻工作者60多人，并在全国挑起事端，打砸报社，制造恐怖）之后，寿孝鹤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张家岗给大家讲解形势，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并要求大家提高警惕，讲究斗争策略等等。“亢丁社”的几个壁报在西安地下党的关怀下，大家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紧跟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1946年以后，很多同学要求到解放区去，寿孝鹤同志多次提供交通路线并介绍关系。部分不能走的同学，他指示大家毕业后先找适当的职业，准备迎接西安的解放。

当时，西安地下党由工委张禹良同志（解放后任陕西省文化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负责，在寿孝鹤同志的推荐下，当时“亢丁社”的部分同志被西安工委吸收加入新青社，计有郭淑哲、孙沛亭、胡启祥、王灵武、张英科、李继耕、郭成侊、胡坚和我。在寿孝鹤同志的帮助下，“亢丁社”的同志分期分批到了晋冀豫鲁解放区，另有部分同志通过不同途径到了陕北、华北、中原等解放区。

60多年过去了，我们“亢丁社”的同志已经不少人过世，健在的也到了耄耄之年。抚今追昔，民主斗争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衷心地祝愿我的祖国繁荣富强，我的母校在四个现代化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其他相关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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