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清秀表姐给我讲了三姑妈（父亲的三姐）与武汉的缘份。
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祖孙四代的‘武汉梦’”。是父亲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讲到我们一家四代人逐梦武汉终于成功的欣慰。因为小时候就听爷爷奶奶说过，三姑妈在武昌的往事。
那年三姑妈才只有两岁。据随州地区《聂氏族谱》“聂辑五小传”介绍：1923年，老家聂店闹荒年，且土匪横行。聂辑五兴办“武昌聂惠记济荒袜厂”，以接济应山民工。不久因病，袜厂交族侄聂楚俊打理。
我推测，可能是爷爷到聂辑五老太爷的工厂打工，因为有文化兼做管理工作，奶奶曾经带三姑妈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在微信里问过清秀表姐，她说：“我也听母亲说过，但具体细节她没说，经常唠叨：我们差点也成了汉口人。”咨询过程中，堂妹聂亚玲也在微信群留言：我也曾听爸爸说过家族在武汉开袜厂的事，隐约也提到了大哥文中的一部分人的名字。
接着，清秀表姐讲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三姑妈亲口告诉她的：
1952-1953年，你舅舅（指我的父亲）在湖北教师进修学院一年，期间与张大奶奶（即聂华苓父亲聂洸的大房；聂华苓的母亲孙氏是二房）家有些走动。那时候，缝纫机和新式裁缝技术还没有传到乡镇，起码马坪还没有，而张大奶奶家的工厂恰巧可以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
你舅舅觉得机会难得，打算让你幺幺（指父亲的小妹妹）去学习一年，把新式裁缝技术带回家乡。因为她刚刚离婚，也年轻一些。不过，“知子莫若父”，还是你爹爹（指她的父亲）心里有数：“我觉得，你三姐去比较好。这是一项新技术，她接受能力强，可以学回来带动大家。”你舅舅接受了他的这个意见。你当时只有五六岁，我安排你幺幺帮忙照顾，然后踏上了武昌的学习旅途。
学习期间，张大奶奶见我人才不错，进步也快，就想将我留在身边。帮她管事的长辈（表姐说姑妈当时说的名字，她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张大奶奶的两个儿子——她的华桓叔叔和华棣叔叔，因为她说过，他们一个刚调郑州，一个在华中农学院工作）也说：只要你同意，我写封信到你们县里就可以，孩子也可以接来。因为当时正是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
你也知道，我跟你的幺爹（指姑父）关系一直不好，当时也纠结了很久。不过，我还是担心你舅舅、爹爹在老家不好做人，最终放弃了这个成为“武汉人”的机会。
回到马坪，我对家乡和家庭确实是有所贡献的。一年后学业完毕，你舅舅帮忙买了一部缝纫机，我就率先在马坪开展了缝纫业务，我做裁工，你幺幺和义达哥做缝纫，还请了人。后来公私合营，黄家兄弟也参加进来，办起了“马坪缝纫厂”，黄加宽担任理事厂长，我任监事厂长。随后开始筹建厂房，中街的缝纫大楼成为标志性建筑，缝纫厂也是马坪的代表性产业。
根据表姐讲的情况，我梳理了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是父亲的学习经历，这个是明确的。1952年7月，教育部曾发出《关于大量短期培养初等及中等教育师资的决定》，强调指出：今后5至10年内，为适应大量和急迫的需要，培养师资的工作应以短期训练为重点。短期训练班主要由各级师范学校举办，修业年限以不超过一年。湖北教师进修学院根据“学以致用、分科培养”的原则，开设教育、语文、历史、俄文、数学、理化、生物、地理、美术、音乐、体育11个科；另设有文教行政干部班、政治班。第一期招收学生839人（其中专科753人），专科生于1953年秋毕业。第二期招收专科学生574人，加上文干班和政治班计有852人，专科生于1954年秋毕业。
再就是1949年以前，整个旧中国缝纫机产量很低，当时的市场主要由美国胜家公司垄断。新中国成立以后，缝制机械工业有了充分的发展，行业经历了改组、改造阶段，公私合营、兼并合作，进行了合理的分工，形成了一批骨干企业：如上海的切昌、惠工、飞人、蝴蝶和天津缝纫机厂以及广州的华南缝纫机厂等缝纫机生产厂家，主要生产普通家用缝纫机和低档工业用缝纫机。
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于1956年启动。在全国范围内，走在最前面，首先完成工商业公私合营工作的是北京市。于１月上旬展开，１月15日，北京市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和各界代表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接着，天津、西安、沈阳、武汉、广州也都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其他如南京、成都、保定、鞍山等全国各城市，都于20日左右，先后完成了全部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工作，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三是姑妈谈话中讲到人物。聂华桓，文化名人聂华苓的大哥，1918年人，194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在天元化工厂担任工程师，1949年调中南工业部（武汉）担任工程师，1953年调河南工业厅试验所任高级工程师，1958年调开封建成大型化肥厂任总工程师，1988年退休。
聂华棣，聂华苓的二哥，1922年人，毕业于中央大学畜牧系，彼时工作于华中农学院。聂华苓在《三生三世》中写道：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的地方。重庆，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提着一包皮蛋，特地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里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终于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几头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60年左右释放了。但应山县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有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
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聂华苓文中“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是我的父亲聂耀先。因为当年与聂华棣在武昌有过交往，没想到遇见在蒲圻赵李桥的劳改农场。他们当时根本不敢打招呼，只能默默地对视几眼。
四是马坪缝纫社大楼，位于马坪中街，虽然只有两层楼，但也是那个时代镇子上的标志性建筑。文革期间，我无意中听到一位串联的学生说，这栋大楼及其周围建筑很像西宁市的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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