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父亲
1954年至1974年，父亲调任中共牡丹江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革”期间被打倒、“解放”后任牡丹江地革委副主任。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甜蜜的、苦涩的；快乐的、痛苦的。在这里把我记忆中深刻的片段记录下来，但愿能还原出父亲的真实形象。
牡丹江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是黑龙江省第三大城市，也是黑龙江省东部和吉林省东部最大的中心城市。牡丹江是一座历史积淀非常厚重的城市，早在3000多年前，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的一支就在这片土地上揭开了牡丹江流域人类历史的最早篇章。唐朝时期的渤海国曾建都于此。1937年12月建市，1945年8月解放。牡丹江是多民族融合之地，现有38个少数民族，是满族的发祥地，也是全国第二大朝鲜族聚居地。
在我的记忆中，我小的时候的牡丹江是个不大的城市。坐北朝南的火车站只是一排二层小楼。火车站正对着一条由北向南的对向四车道的马路——太平路，这是当年牡丹江最宽大的一条马路。太平路的东侧依次并行为东一、东二、东三、东四条路；太平路的西侧依次为西一、西二、西三条路。太平路约二公里长，尽头处与东西走向的长安街交汇。太平路上有第一百货商店、五金交电商店、生产资料商店、邮局、银行、工人文化宫及文化宫广场。东一条路有第一副食品商店、国际旅行社、水产商店和宴宾楼等数家知名饭店。长安街上有第二、第三百货商店、妇女儿童商店等等。这三条马路环构成了牡丹江最繁华的商业圈。
1954年至1959年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光，这段经历在记忆中基本是空白。
1959年，我上了小学。一二年级是在平安小学上的，学校离我家大概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二姐和大哥也都在这个学校里。我的班主任是当时牡丹江市唯一一个全国优秀教师刘清茹。
记得有一天上午，大约是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教室外乌云密布，天黑的仿佛已是傍晚。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一声骇人的雷声，教室里的同学们都不禁“啊！”了起来。接着就是瓢泼一般的大雨疯狂地敲打着教室的门窗。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了学校的操场上，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冒雨跑进了对面的教学楼里。不大功夫，那个人又从教学楼里出来直奔我们教室跑来。敲门进屋后，看到他浑身上下全都湿透了，大颗大颗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我一看，这是市委办公室的通讯员王兆树呀。他和刘老师低声说了几句话，刘老师走到我的身边帮我收拾好书包，拉着我出了教室并打着伞把我送到车上。上车后，王兆树对我说：“雨下得太大了，你妈让我给你们送雨伞，你姐你哥下午还有课，雨伞给他们了。老师说你没课了，我就把你带回来了。千万别和你爸说是坐车回来的，要不我就得挨批了。”我满口答应。没承想刚回到市委大院就碰到爸爸从办公楼出来，看到我从车上下来就问：“兆树，怎么回事？”“刘书记让我给几个孩子送伞，东明没课我就把他接回来了。”王兆树怯怯地回答。“胡闹！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公车，你知道吗？什么是公车，公车是干什么用的……”听着爸爸越来越高的嗓门，吓得我赶紧溜回家。第二天碰到王兆树我问他“挨顿好骂吧？”他说“把我熊哭了，我保证再也不这样干了。”听说为这事爸爸也狠狠地批评了妈妈。
牡丹江市是一座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父亲在任副书记、第二书记时一直是主管工业的，为牡丹江市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形成规模倾尽了无数的心血。我依稀还记着当年牡丹江的十大厂矿，这十大厂矿的工人就占到全市整个就业人口的一半。至今我还能记得这十大厂矿的名字（或许略有误差）：机车厂、林业机械厂、木材加工厂、木工机械厂、北方工具厂（军工）、纺织厂、造纸厂、温春水泥厂、桦林橡胶厂、矿山机械厂。后来又建成了碾子沟工业区，主要是电子、化工和轻工企业。当年牡丹江的工业状况在黑龙江省是赫赫有名的，除哈尔滨外其他城市只能望其项背。
后来，父亲就任牡丹江市委第一书记直至“文革”开始。这段时光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好的，尽管爸爸妈妈的工作都很忙，我们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保姆照料，但偶有闲暇爸爸妈妈就会带我们到住家周边的马路上散步。我们走的最多的就是积善街、景福街、太平路、东一条路。虽然，当年的牡丹江只是个不大的中等城市，但其城市规划、环境卫生、街道绿化还是相当不错的（文革前曾获得全国卫生城称号）。在马路上散步有时会看到淘气的小孩攀树折枝、践踏绿植，父亲就会大声吆喝制止，好像动了自己家的东西一样。市委大院周边街道的市民很多人都认识爸爸，散步时爸爸时常停下来和他们聊天。有时还掏出香烟与他们分享。我记得父亲当年只抽二种烟，0.60元的中华和0.51元的牡丹，这在当年也算是香烟中的极品了吧。
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一段轶事：“文革”初期，父亲和其它几个市领导被拉到一个工厂批斗，批斗结束后在等车返回“牛棚”时，一位工人模样的人直奔父亲走来，从兜里掏出一盒握手牌香烟（我记得当年是0.15元一包），拿出一只递给父亲“烟不好，抽一口解解乏吧。”父亲猛猛地吸了两口“真香呀！”他从未抽过这种牌子的烟，也从未体味过如此香甜的烟。那位工人说：“去年在景福街边你给我一根中华烟，那真是好烟，我舍不得抽，分三次才把它抽完。老领导，你多保重呀！”说完，他朝管教人员点点头转身离开了。
我在家是“老疙瘩”（最小的孩子）加上学习成绩也不错，小的时候我很少挨打。爸爸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来管我们也从没打过我们。可是，有一次（大概在我12岁时）妈妈把我打得好狠，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那年市委办公室拉来几车西瓜准备分给职工，我和住在市委大院里的几个小伙伴出于好玩和恶作剧，偷偷爬进堆放西瓜的房子里，每人抱了一个大西瓜拼命地跑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摔开西瓜美美地饱享了一顿。谁承想，堆放西瓜的房子就在爸爸办公室窗户的对面，我们的一举一动被老爸尽收眼底。晚饭后，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我从来没看过这么难看的脸色，把我吓坏了。妈妈手拿着鸡毛掸子，大声地训斥我，还不时地用鸡毛掸子柄抽我的手心。当时妈妈骂了我什么已记不很清楚了，只记得她反复说“没出息，家中什么也不缺，你却要去做小偷，长大了你会去犯罪……”。我一声不吭地承受着，既不哭也不说话，其实是内心的悔愧难于言表。最后，妈妈让我作出保证，此类事情今后绝不再发生，我默默地点头应允。妈妈抱起我的头，声音哽咽地说“你怎么就不哭呢……”。事后，我的小手肿了两三天，但我一生都谨记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父亲一夜之间成了牡丹江市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有许多头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民党警察”“国民党特务” ……。那年我14岁，念初中一年级。一天从学校回家，老远就听到高音喇叭的嚎叫声。顺着声音望去，几辆解放牌货车依序驶来，每辆车上站着几个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人。走近一看，第一辆车上的第一个人竟是父亲。他头顶着一个高高的纸糊的帽子，脖子上用铁丝悬挂着一个大大的牌子垂在胸前，牌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沈重”，名字上还打着红色的×。两个臂戴红袖标的人分左右按压着父亲的双肩。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喊着“打倒××”“打倒×××”……。看着逐渐远去的车队，我的双眼被泪水模糊，我真的不明白，那么可敬可爱、兢兢业业、废寝忘食的父亲怎么一夜间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呢？！
以后的一段时间，被拉出去批斗、游街成了父亲生活中的常态。造反派还要求走资派的家属为其制做高帽和胸牌，高帽不得低于3米，胸牌不得小于0.5个平方，还要结实耐用。我和哥哥在市委大院里到处寻摸，找到了几根钢丝和铁丝。用铁丝弯成大小不同的圆环，用纸糊好做成下面的帽子。用一根2米多长的钢丝，贴上纸条，剪成飘穗状，固定到纸帽的顶端，一顶符合造反派要求的高帽就做成了。胸牌也是用铁丝做个框架，固定上一块纸板，糊上白纸，既符合尺寸要求又较轻。爸爸参加批斗回家后不无得意地说“这是所有被批斗的人中最好、最轻的高帽和牌子。”当时真是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呀！
爸爸的烟抽得越来越凶了，常常会供不应求。当时的牡丹江除了能买到白纸盒的经济烟（0.09元一包），其它的烟很少，即或是有也需要凭票购买。有一天，市委副书记贾叔叔（也被打到了）的小儿子岩冰（比我还小二岁）找到我说：“听说拉古有卖迎春烟、葡萄烟的，不要票随便买。”我高兴极了：“走，我们去看看。”
拉古是海林县的一个乡，距牡丹江市大约25华里。“文革”刚开始时，我们班的红卫兵曾步行去海林（距牡40华里）瞻仰杨子荣墓，中途路经拉古。所以，这条路我还熟悉，而且是不走公路走山路。看看表还不到10点，我和岩冰两个小伙伴挎上黄书包就上路了。
去的时候还很顺利，虽然是12月份，但是天很晴，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俩边走边玩，上坡时就踩着山路边松软的积雪以免滑倒，下坡时就顺着山路上踩实的冰雪层“打出溜滑”。不知不觉就到了拉古商店，看看商店的挂钟，已经是下午1点了。商店不大，货品也不多，但货架上的迎春烟、葡萄烟吸引了我们的眼球。一打听，真的不要票。我俩各买了二条迎春烟（0.28元一包）、二条葡萄烟（0.23元一包）。向营业员讨要了二杯开水，啃下一个我们带的已经冻得发硬的馒头，迈开了返程的脚步。
回来时天气转阴，云层越来越厚。我俩甩开大步，连走带跑加上“打出溜滑”，一路狂奔。刚过黄花（距家约有7-8华里）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而降，路面滑得难以行走。我俩跌跌撞撞、连滚带爬，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晚上6点多总算是回到了家。爸爸看着我浑身上下的泥雪，冻得通红的小脸和已经冻成冰壳的棉手闷子，他夹着香烟的手在微微地颤动，泪珠顺着眼角慢慢地淌落下来……。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爸爸流泪了。
不久，父亲就被关进了“牛棚”，妈妈也于1967年春节前被“光荣”地关进了“牛棚”。牡丹江的冬天昼短夜长，早晚开饭的时间外面是一片漆黑，每天中午吃饭时间，我们几个（姐姐已从学校回家了）就趴在窗台上看着先后两队“牛鬼蛇神”排着队去食堂吃饭，大约半小时后他们排着队回来时是面对着家里的窗户，爸爸妈妈每次都会偷偷地抬一点头瞟一瞟趴在窗台上的我们。这是我们那段时间每天必做的“功课”，也是我们每天能远远看到爸爸妈妈的唯一机会。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67年5月份，我们几家走资派的“狗崽子”就被赶出了市委大院，安排住在了院外的小民房里。
搬出市委大院后，好长时间没有爸爸的讯息。偶尔去给妈妈送东西时询问妈妈，她也不知道爸爸现在哪里。
大概是1968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自称是父亲专案组的，告诉我们“你爸爸现在被关在碾子沟看守所，天快冷了，你们把他的棉衣送去吧。记着，棉裤不能扎腰带、棉鞋不能有鞋带。”二姐问他们怎样才能去看守所？其中一人不无嘲讽地说“你们还不知道吗？那是你爸爸文革前新建成的看守所呀，现在他自己住进去了。”另外一个人倒还热心地告诉了我们去看守所的公车和路线。
我们翻出了父亲被批斗时的棉衣，二姐在棉裤腰上缝了好几条松紧带。拆掉棉大头鞋的鞋带，每只鞋上缝上几个裤鼻挂钩。想着快要过中秋节了，专门跑到回民商店买了一斤父亲最爱吃的酥皮青红丝月饼和几个苹果。想到或许能看到爸爸，我和哥哥兴冲冲地坐上了公共汽车。下车后又步行了约20分钟，终于找到了院墙高高、大铁门紧闭的看守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当时军警的服装都一样，也分不清是军人还是警察），我们说明了来意，大门里面出来一个人把我们领进一个房间里。几个人仔细地检查了我们送来的棉衣，其中一人不无调侃地说“想得还挺周到呢。”哥哥提出，能不能与父亲见一面？那人说：“不行！你父亲的犯罪性质已经变了，需要隔离审查，不能见任何人。你们把这些吃的东西拿回去吧，都蹲监狱了还想吃月饼呀，不行。”我和哥哥悻悻地走出看守所。离看守所不远有一条小河，我和哥哥呆呆地坐在小河的桥上一声不语。突然，我举起了手中的月饼包狠狠地投入到慢慢流淌的河水中，哥哥也将他手中的苹果甩进了河里。兄弟俩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懣和委屈“哇…”的一声嚎啕起来。
1968年11月（我16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批知识青年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途。像我们这样的“狗崽子”既去不了农场更进不了兵团，连插队都嫌我们太“黑”，只好由革委会统一安排与200多个知识青年和数百名干部一起到了牡丹江地革委五七干校，开始了沉重地修理地球的天职。我是和哥哥一起下乡的，临行前姐姐把家里当月仅剩的十元钱拿了出来，分给哥哥和我每人五元，不无凄楚地说“省着点花，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到了五七干校，我被分到校部一连，哥哥分到了离校部最远的湖西五连。从校部到湖西要走三十多里的山路，还要划船渡过七八里的湖面才能到达，兄弟俩很难见上一面。
1969年春节前，妈妈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安排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我才与分别两年的妈妈重新见了面。但是妈妈也不知道父亲的具体消息，只是知道爸爸还活着。
妈妈所在的二连和我们连一江之隔，每两周才有的一个休息天我都可以乘船过江去探望妈妈。5月份的一天，二连的一个女知青过江来找我，告诉我妈妈请她来转告我：妈妈已经落实政策平反了，被安排到农村整党宣传队赴密山县农村开展工作，因时间紧，一早就被车接走，来不及告别了。并嘱我要好好劳动，注意安全，爱护身体。我一下子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失落呀……！
没过几天，一个意外的惊喜降临到我的身边。不知道是哪位“神圣”的好主意，爸爸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准备与其他几位走资派一起押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而且提出要由这些走资派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爸爸他们来到之前，校部专门召集我们几个大走资派的子女开会，传达了这一精神，阐述了这一举措的重要性，提出了对我们的要求和做法等等。开完会，我们几个好兴奋呀，偷偷跑到酒厂要了一小饭盆酒，到江边用大头针和线绳钓了几条红尾鱼，捞了半脸盆蝲蛄，熄灯后溜到当地农工家中高高兴兴地小酌了一番。
第二天，牡丹江市几个最大的走资派被押送到干校，按其子女所在连队分别安排。因哥哥所在的湖西五连既偏僻又不安全，爸爸就被分到了一连一排一班，和我成了“一帮一”“一对红”。每当晚饭后和晚政治学习前的间歇，夕阳照射下的泥路上、田埂上，一对对父子（或父女）或漫步徜徉或促膝而坐，不知他们都在谈着什么。我和爸爸谈的最多的就是妈妈，爸爸和妈妈已近三年没见面了，他很担心妈妈的身体，当听到妈妈已正式“解放”安排工作时，爸爸那一贯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欣慰的笑容。
父亲当年54岁（这在当时已经算是老人了），但是作为改造对象要和我们一起出工劳动。所幸的是当地的农工都很正直善良，他们尽量给父亲安排一些轻活做。记得有一次运麦种，200斤的大麻袋爸爸要去扛。一位农工拉住了爸爸，我一步上前扛起了这沉重地麻袋，双腿打颤地走上了装车的跳板。爸爸看着心痛地说：“不行呀，他才17岁呀。”我们连一个姓沈的连长站在旁边，很不屑地接口道：“就你们家孩子金贵，我13岁就给地主打长工了。”我硬撑着把麻袋扛上了车。
接着，就到地里种麦子。我们连是果树连，麦子种在两排果树中间的趟子里。4个人分成一组，第一个人刨出土沟，第二个人手工撒麦种，第三个人用锄头覆盖土，第四个人踩实。和父亲一组的农工安排他去做踩实，这是相对讲最轻的一份劳动。大家干得都很开心。中间休息时，我们连指导员杨希民（原市委组织部一个干部）大声吆喝“大家都集中一下，我们开一个现场批斗会。”全连100来号人都在果树趟子中间集中坐好。杨希民大声地说“沈重，你站起来。你还以为是当市委书记呢？你是来劳动改造的。你拈轻怕重，专找轻活干，抗拒改造，大家说能不能答应。打倒沈重……！”看着参差不齐伸出的拳头，听着有气无力的口号声，当时的心情难以名状。
又开始劳动了，爸爸拿起鐝头在前面刨沟。一个农工大婶走过来抢下父亲手中的鐝头说：“老沈，你去覆土吧。别理他，听蝲蛄叫还不种黄豆啦！”下工后我和父亲说：“姓杨的这小子真坏，有机会和几个知青收拾收拾他。”父亲说：“不要胡来，对于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睬。像他这种品质的人早晚会有报应的。”几年后，爸爸的话还真的应验了。文革后，杨希民几次要被提拔为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但都因他在文革中的一系列丑恶表现，在外调和民意测评中难以通过，最后只好灰头土脸地退了休。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呀！
秋天到了，爸爸他们又被重新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送回牡丹江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教育、改造。听姐姐说，因我们家几次搬迁爸爸回到市里却找不到自己的家。造反派只对爸爸说，你们家最后这次搬到了西二条路，爸爸背上行李迈开了寻找自己家的步伐。走到西二条路，爸爸不停地问路人“请问，您知道沈重家在哪儿吗？”一个路人仔细地端详着爸爸“你不就是沈重吗？”，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一迈入家门，爸爸看到了刚从宣传队回市里汇报工作的妈妈，三年没见面了，这对出生入死，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默默地相对而立，没有语言，没有悲伤，只是在相互的眼神中体味着对方的心声。
1972年，虽未正式平反昭雪，爸爸已被确认没有问题了，组织上安排爸爸和妈妈一起到北京、上海去治病疗养。
1973年9月，爸爸正式出来工作，任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4年，爸爸奉调哈尔滨任黑龙江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黑龙江是国防工业大省，拥有大型军工企业15家，当年全省军工企业的职工约20万人。“文革”开始后，这些军工企业直接由省军区管理。这一年，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这些军工企业重新回归地方管理，黑龙江省政府组建成立了黑龙江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父亲临危受命，成为文革后全省国防工业的“大当家”。
父亲接手时，全省15家军工企业大多数处于半瘫痪状态。人心涣散，设备陈旧，管理混乱。传统产品产量不高且质量不稳定；开发创新意识差，基本没有新产品。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破大家”。办公条件非常差，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就借用了透笼街1号一栋厂房来办公。据说这是建国前哈尔滨老字号双合盛面粉厂的厂房，1954年的一把大火，宣告了“双合盛”历史的结束，但经历了大火，破旧不堪的厂房一直空闲着。住宿条件也实在一般，为了上下班方便，父亲婉拒了省政府为他安排的住所，在田地街省林业招待所后楼借用了一间没有独立卫生间，小的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小书桌的房间。当时我正在佳木斯医学院上学，放假回家时只能打地铺将就。省林业厅副厅长刘杏厚曾任汤原县县长，是父亲的老搭档。他几次来探望父亲时都提出要把父亲调到前楼条件较好的房间去，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
父亲上任后用了三个月，足迹踏遍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北安等地，走遍了15家军工厂。通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调研考察，省国防工办拟定出对全省军工企业的整顿改革方案，报请省委、省政府批准后，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工作在全省军工企业开展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改革，全省15家军工企业逐渐恢复了生产、量产，迈入了正常的轨道。同时，探索性地开展了军工企业开发生产民品的工作。如龙江电工厂的铝合金自行车、哈飞集团的小汽车、星光机器厂的人货车等等。
随着全省军工企业生产走上正轨，军企的产量、产能、产品质量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自1950年代就提出“不当军火商”的口号，一直以无偿援助为主。直到1970年代末，才有了军售概念。1979年，父亲率中国黑龙江国防工业代表团访问埃及。经过近三个月的谈判、洽商，终于谈成了一笔几百万美金的军火贸易（这在当时也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额）。父亲也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官方正式军火贸易出口（非捐赠和援助）的第一人。
随着军工生产形势越来越好，父亲终于有了闲暇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椽笔。工作之余，他时常展开宣纸，悬臂挥毫，重温青少年时期的书写意境。1980年，他挥笔写下的“文明春风拂中华”书法作品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并被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团理事，成为当时中国书法界仅有的77位理事中的一员。自此之后，父亲在翰墨之途上一发不可收拾。
1983年，父亲卸去了省国防工办主任的职务，正式出任黑龙江省书画院院长、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省书画院系省委宣传部直属机构，由于父亲出任院长使之成为全国各省级书画院中行政级别最高的书画院之一。
1988年，父亲正式离休，时年73岁。
父亲调省国防工办和省书画院这段经历我基本都未在他的身边，先几年是在牡丹江，后又调到了深圳，故许多细节都无法尽心描述。2000年初，父亲大病一场，我匆忙飞返哈尔滨，抵步医院时父亲已脱离危险。在陪护漫聊的过程中，知悉父亲有将其书法作品结集著册的愿望，我立即向单位告假，利用我曾在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担任过记者、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的经历和实际经验，用了20天时间赶出了父亲的书法作品集《沈重书法》一书，了却了父亲的一桩心愿。
《沈重书法》一书的书名为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所书写。序言是请时任黑龙江省书画院副院长张冠哲撰写。冠哲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擅长工笔和写意山水画。他不但是一位传统功力极深的优秀画家，其文字功底也非常老辣了得。现将其为《沈重书法》所写之序言转载于此，既可聊补吾之无从下笔之憾，又可成为浓缩父亲一生，特别是翰墨半生的绝妙写照。
《沈重书法》·序
耄耋年华笔益新，容光无减意横生。
龙城飞将今健在，廉颇持刀老冠群。
书法溯源尊汉俗，笔耕勤奋育后昆。
挥毫写尽松江水，斩将搴旗酒尚温。
这是沈重先生八十诞辰书展上，专程由京赶来参加开幕式的中国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柳倩先生贺幛中的诗句。笔者以为言匪溢美，状诚斯人。
沈重先生的书法从八十年代初声誉鹊起，渐为世人推重，与北京的沈鹏、辽宁的沈延毅比肩并称为中国书坛著名的“三沈”。
沈重先生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幼年读私塾时就酷爱书法，青年时代刻苦研习过颜、柳、苏等名家书帖和北魏碑拓。不期抗日的烽火中断了他的求索，投笔从戎始而转战南北，继而担当地方领导职务，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再结翰墨之缘。直到1980年，当他挥毫写下“文明春风拂中华”时，才得以重展夙志，并一发而不可止。沈重先生的书法讲究传统风范，注重个人灵性，他主张创作首先要精通传统，先钻进去而后打出来，既不能拘泥于古人，也不能因袭他人，要熔铸古今，冶为一炉，形成个人面貌。他擅长楷书和行草，书作凝重古朴，沉稳中见流畅，端庄中见秀逸，兼收雅俗共赏之妙。他的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书展以来的许多重要展览和国际国内的书法邀请大赛；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当代著名书法家墨迹》等。1986年以来他四次东渡日本举办个人书展，获得极大成功，被日本书艺院聘为名誉顾问。国内的毛主席纪念堂、李白纪念馆，以及各省市的许多博物馆、图书馆都珍藏着他的作品；黄河、翰园、峨眉碑林等名胜旅游区把他的作品勒石刻碑，供中外游人观赏。由于卓越的艺术成就，《当代中国书法家辞典》等数十部辞书将他的事迹录为词条。他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副主席、黑龙江省书画院院长等，现仍担任黑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理事、国际王羲之基金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以书养德”是沈重先生的一方闲章，也是他的座右铭。他常讲德为治学之本，也是做人之本。他的书房名为“修竹庐”，取竹之有节虚心用以自励。笔者有幸接触过一些与沈重先生一道工作过的同志，凡谈到他都不无赞誉有加，这在众叹“人走茶凉”的时下，无疑是对他在位时“官声”的肯定。沈重先生书作中有一联词云：诗堪入画方称妙，官至能贫乃为清。诚哉斯言，笔者在他家中见到的除了四壁的书画外，仅是寻常家庭的陈设，并无半点奢华，由此不难看出他是在位时“宦囊”无蓄，成名后又不在孔方兄身上打主意的人。二十年来很多单位慕沈重先生书名；请他题写匾额市招，他始终坚持不收分文润笔，而把美化祖国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责任，乐此不疲。很多喜爱书法的人向沈重先生索赐墨宝，无论是老同志还是小青年，他都不吝挥毫，且据不同身份，择辞而书，必寄砥砺之情。律己诲人，不知老之将至。其书可传，其德可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千禧之年，时逢沈重先生八十五周岁寿，家人措资为其结集，嘱笔者作数语于卷首，赘言如上，是为序。
张冠哲庚辰春于两忘斋
2001年1月，父亲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6岁。
父亲一生书法作品颇多，但家人收藏却显寥寥。父亲晚年来深时专为我写的二幅字“人到无求品自高”“少时饱经磨砺，老来不畏风霜”一直悬挂在我的心中，砥砺我奋进前行。
值此父亲百年诞辰之际，作此文以寄情怀！
冰鹏乙未春末于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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