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99年刚来深圳时，医院很小，但院长和院办主任、党办主任、医务办主任都是高大帅气的美男子，两个副院长虽然个头小一些，但都浓眉大眼，英气逼人。而且一帮人背景宏大，感觉医院前途可期。
果不其然，如今医院从不到300人到直逼3000人规模，而且数年前就在深圳率先成为全国百强医院。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垂垂老矣，喜看后浪推前浪。
昨天，与沈东明主任在群里相谈甚欢，他发给我10余年前怀念父亲的文章，那些往事后让人唏嘘也让人亲切，特分享在此。没想到，我们还是湖北老乡，我的导师也是黄梅人。
醉桃源·书怀
时逢先人百岁期，撰文寄情思。
筚路蓝缕往来事，笔端澎湃驰。
人无求，品自高，铭心父训醍。
饱经磨砺不畏霜，志承如磐石。
今年7月15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转瞬之间，父亲离开我们已有14年了。14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脑海中浮现，特别是近段时间经常与父亲在梦中相见,令我不禁提笔着墨，把我知道的、经历的、尚留在记忆中（虽然不很多，不很全面）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以教诫吾辈及后辈。
听爸爸讲过去的事情
1915年7月15日，父亲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孔垄镇沈大墩村一户中农的家中。
黄梅县是湖北的东大门，东临安徽省宿松县和太湖县，南隔长江与江西省九江市相望，西接武穴市，北邻蕲春县，所谓“吴头楚尾”之地是也。据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就发生在黄梅与宿松交接的过界岭处。
黄梅县是中国著名的佛教中心，境内的四祖寺，五祖寺非常闻名，前者是禅宗四祖道信的道场，后者是五祖弘忍的道场，六祖惠能的得法地。坛经中惠能的著名偈子“菩提本无树，灵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在此写就。
黄梅文化发达，是全国著名的楹联文化之乡。是黄梅戏发源之地。
孔垅镇地处黄梅县腹地，是黄梅县的经济重镇、人口大镇和文明古镇。建镇已有1000多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父亲少年时，家境尚宽裕，故得以进私塾就读。私塾先生沈震寰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非常青睐父亲的写字天赋，时常教习父亲研写书法。在他的教导下，父亲研习过颜、柳、苏等诸家书贴及北魏碑拓。十几岁时，父亲的一手好字在乡里已小有名气，逢年过节或有婚嫁添丁喜庆之时，常有邻里乡亲来家求字。
读完私塾后，父亲上了镇里的学堂，后又到黄梅县初级中学（现为黄梅县第一中学）就读。中学刚刚读了不到一年，家里发大水，庄稼基本是颗粒无收，许多乡亲举家外出讨饭。爸爸家倒未至讨饭的境地，但已无力支付他在县里求学的费用了。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辍学回到乡村老家。
1937年初，父亲只身一人来到武汉市找工作。一则武汉市警察局招聘书记员的告示吸引了他。父亲凭着一手好字，在几十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受聘为武汉市警察局的书记员。书记员的工作就是警察在办案、审案时负责进行记录的文员。就是这不到一年的书记员的经历，成为父亲“文革”中的一大罪状。当年的红卫兵在批斗父亲的大会上，指着父亲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能当上国民党警察局书记那么大的官，你要好好交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呀！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7月29、30日，在日军的凶猛进攻下，北平、天津相继陷落。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于淞沪一线血战3 个月，至11月12日，上海失守。上海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并未立即西迁入川，而是首先转移到了武汉，武汉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父亲在武汉期间参加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活动。1937年12月，父亲回到了黄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黄梅县抗敌动员委员会，从事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1938年7月，父亲和另外两位同志代表黄梅县去武汉参加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救国团大会。同行的一位女同志叫聂秀莲，后改名为燕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50年转入地方，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1983年病逝。
开完会回来，三人在鄂城休息一宿，打算第二天赶回黄梅。半夜时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父亲惊醒，开门一看是时任中共中心县委书记魏文伯的夫人。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魏让你们马上去见他，快收拾东西跟我走。”三个人不敢怠慢，收拾起简单的行装立刻出发。
见到魏文伯书记，他说：“黄梅县的国民党叛变了革命，杀了我们好多人。现在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兵在渡口等着抓你们，黄梅你们是回不去了。今晚找个地方躲一躲，明天立刻赶回武汉去新四军办事处报到，由他们安排你们下一步的工作。这里是介绍信和3块银元，你们路上用。”听到这里，当年只有17岁的燕素阿姨立时就哭了起来。
魏夫人把父亲三人安排到一个菜地的窝棚里，给他们留下一些食物，并叮嘱道“天一亮你们就马上出发，到了新四军办事处托办事处的同志传回个平安到达的信儿。”说完她就离开了。三个人蹲在窝棚里彻夜未眠，天一蒙蒙亮就启程直奔武汉。三天后顺利抵达武汉新四军办事处。
当时武汉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安庆已经沦陷，武汉大会战已经开始。办事处很快安排了他们的去处，三个人分到了不同的支队，父亲到了新四军四支队。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父亲正式参加了新四军，从此离开了老家，再回黄梅时已是35年以后了。
父亲与燕素阿姨这次分手后一直没有联系，直到“文革”后期父亲“解放”后才从外调人员的口中得到了燕阿姨的讯息。在燕阿姨的力邀下，父亲与母亲去上海治病休养了一段时间，并与燕阿姨一起重回了黄梅老家。
1939年8月,父亲被调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具体负责出版《抗战报》，共有4个编辑，3个工人。《抗战报》为四开四版,每周出刊二期，每期大约印200多份。父亲对我们说：当时报上的字都是用毛笔手写的，但不是一张一张地写，而是用毛笔蘸一种特制的油墨，将字写在带胶的蜡纸上,然后铺在一块非常平整的石板上用机器压，揭去蜡纸后字就印出来了，然后再付石刊印。父亲主要包写报头、标题等大字，有时也秉烛挥毫以蝇头小楷书写版文。
1941年，父亲调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区党委政策研究组任副组长。
1942年春至1944年8月，父亲调任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党委组织部交通科科长，兼任津浦路西交通总站站长。1942年，中共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两个党委设立了“津浦路东交通总站”和“津浦路西交通总站”，所辖各县也都设立了交通站。交通总站担负着当时党政军的交通任务。津浦路西交通总站是津浦路西党内交通领导机关，既是直接从事交通工作的单位，也是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的军邮。记得小时候我问父亲：当时的交通员具体是干啥的？父亲说：“你不是看过《女交通员》电影吗，她做的那些事就是我们当年做的。简单说，就是送信、传递情报、护送同志过路。”“有危险吗”我问。“当然有危险，那个女交通员不是牺牲了嘛。”
1944年8月，父亲调津浦路东区党委参加整风学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早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北。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地。
1945年秋天，根据黄克诚的建议，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各解放区抽调了十万大军，像潮水一般地涌向东北。同时，有2万多名党政干部赶赴东北，指挥作战和建立新政权。父亲也在这时参加了抢占东北的队伍。由于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十三军夺占，父亲所在的干部队辗转过海从朝鲜北上进入东北辽宁（俗称南满）。父亲被分配到中共桓仁县委任组织部部长。
1946年，为了在北满尤其是合江地区（现在的佳木斯、鸡西、牡丹江等地）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准备在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都丢失的情况下，保留一块能够进行休养生息，等待反攻时机的根据地，北满地区抓紧建立政权和剿匪工作。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调任汤原县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
汤原县隶属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是佳木斯市下辖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原西部边缘，北依小兴安岭千里群山，南邻松花江、汤旺河两大水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汤原设县治，因建置在汤旺河平原上，故而名称汤原。
汤原山地和沼泽居多，适合游击战，早年是“胡子”（土匪）经常活动的地方，抗战时期是抗联部队的根据地。光复后，国民党进行封官加委收编了各种名号的地方武装与我党争夺政权。我党派往各地的干部很多被土匪杀害，很多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被土匪搞垮。事实证明，不打垮土匪革命政权就难以建立，已经建立的政权就难以巩固。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北满各地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林彪的指示调动地方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父亲来到汤原就任公安局局长后即投入到剿匪工作中，配合合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员方强、政委李范五）第十五团（团长刘铁石）等地方部队，经过军事上打击和政治上瓦解，土匪1100余众于1946年末即被全部歼灭。
1949年，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到解放的江南各省开辟新区，接管城市和广大农村。根据这一指示，1949年中由父亲（任教导员）和吴平叔叔（任队长，后为江西省委副书记兼南昌市委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等17人组成的干部工作队南下江西接收修水县。1949年9月3日，修水县最后一任国民党县长吴懋松向新任共产党修水县长吴平办理了和平解放修水县的移交手续后告老返籍，开始了他解甲归田的生活.
遗憾的是这一精彩的过程父亲却未能参加。在途经哈尔滨时父亲患上了伤寒病住院治疗。听妈妈说，爸爸那次是九死一生，恶寒、高热、头痛、腹泻、食欲不振，身体极度虚弱。为了给爸爸补充营养，妈妈变卖了身上所有值钱的物品给爸爸补充营养。最终，父亲终于推开了死神的魔爪，坚强地活了下来。出院后，父亲又回到了汤原继任县委书记。
在汤原县的几年是父亲最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忙着上山剿匪、下乡搞土改、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权建设，忙得不亦乐乎。妈妈时任县委常委、妇委会主任，除了工作以外忙着繁衍后代，二姐、两个哥哥和我都是在汤原出生的。
1952年9月，刚刚出生的我还没满月，举家就迁到了鸡西。爸爸任鸡西矿务局党委书记，妈妈任鸡西矿务局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
鸡西矿区已有一百多年的开采历史。1906年，在九曲回肠的穆棱河北岸的鱼亮沟，有人发现煤炭，旋即投入开采。之后几十年间，先后有俄商、英商以及南洋华侨来此勘探开矿。日本侵略者进入东北后，实行掠夺性开采，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1945年，随着东北的解放，鸡西矿区回到人民的手中，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1948年7月15日成立鸡西矿务局。1949至1952年期间，年产量已达到250万吨。
父亲刚到鸡西走马上任就赶上滴道煤矿工人闹罢工。时任松江省委秘书长的任仲夷伯伯带领省委工作组赶赴鸡西领导平罢工作，经过三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和平圆满地平息了罢工风潮。
这一段的共事经历铸就了父亲和任伯伯之间的革命友谊。1977年，任伯伯调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时，提出要在黑龙江带两个干部去辽宁工作，其中一个就是父亲。据说，到辽宁的工作也已安排，拟任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但黑龙江省委婉拒了任伯伯的要求。
1989年，我调入深圳后，爸爸妈妈差不多每年都要来深圳过冬。当时深圳还没有机场，途经广州时父亲就去拜访任伯伯。大概是1996年的春节前，有两位黑龙江省驻深圳办事处的同志来医院找我，说任仲夷书记来深休养，听说父亲也在深圳，但联系不上，只知道有一个儿子在医院工作，请驻深办的同志帮助查找。驻深办通过市卫生局找到了我，转达了任伯伯邀请父母和我大年初三去他家聚餐的讯息。不巧，初三我在医院行政总值班无法脱身，只好抽空驾车把父母送到华侨城任伯伯的住处，向任伯伯和王阿姨表示歉意后匆匆赶回医院。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任伯伯家的客厅中悬挂着父亲送给任伯伯的书法作品，一幅中堂“松涛”和一副对联。我曾经问过父亲，任伯伯的书法也很好咋没讨要一幅呢？父亲说，我要过几次了。可你任伯伯说，在大书法家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呀！
1954年我2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我们举家来到了牡丹江市。直到1974年父亲调到省里工作，父亲在牡丹江整整呆了20年，见证了、领导了牡丹江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呕心沥血、禅精竭虑，为牡丹江奉献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富有活力的一段光阴。
我记忆中的父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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