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何 清，1963 年出生于四川省都江堰市，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副院长。
口述时间：2024 年 6 月 18 日；口述地点：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壹
“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 随着火车轰隆隆地进入广州南站，车厢喇叭里放起了凤飞飞的歌曲《人在旅途》。
凤飞飞的歌声唱响南下的旅途
我 17 岁参加高考，一举成为全县的“高考状元”，顺利被四川医学院（即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录取。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成都市传染病医院，工作三年后又重返母校读研深造。虽然来到成都平原学习工作，对我这个小县城青年来说已经算是“大开眼界”了，但是青春总有梦想的躁动，推动我继续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研究生毕业时，我第二次面临择业。虽然原来的工作单位许诺我更高的管理岗位，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南方。我和一名好友只带了几件衣服和几包方便面，踏上了开往广东的火车——年轻的我们如同两滴小小的水珠，汇入了南下寻梦的滚滚大浪。
那时的火车都是绿皮车，我们从成都出发，一路“轰隆轰隆”地摇晃前行。两天三夜的旅程，整整耗时 54 个小时！每到一站，就有大批的南下的打工人“涌”进车厢。男人的喧哗声、女人的笑声、孩子的哭声都混杂在一起，人们坐着、站着、挤着，连上个厕所都 要排队半小时。到底是什么魔力，让这么多人都要到同一个地方去？
“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 ……”
随着火车轰隆隆地进入广州南站，车厢的喇叭里放起了凤飞飞的歌曲《人在旅途》。
多年后，每当我听到那首伴随我第一次来到广东大地的歌曲，还是会不由得热泪盈眶。
在飞机巨大的轰鸣声中告别故土
我们抵达了深圳，大街上行人寥落、车辆稀疏。我和好友下车时已是傍晚，我俩在东门转了又转，发现在最便宜的旅店住一晚也要50 元，对月工资仅83元的穷学生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最终，我们在惠州驻深圳办事处找到一间地下室暂住，一个睡在上铺、一个挤在中铺。南方冬季的寒风裹着丝丝潮意，从窗户的破洞里漏进来，我俩几乎一夜都没合眼。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我们在一位四川老乡的指引下坐上2路大巴，辗转来到位于布心路的深圳市东湖医院求职。那时候，全国的人才从四面八方涌进特区，求职的人每天络绎不绝，成为深圳大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我们来到医院时候已经十二点多，院长和书记都不在，院办主任让我们下午两点再来。我和好友就躺在东湖医院门诊楼前宽阔的草地上，默数着布心路上往来深港两地的货柜车，惴惴不安地等待了两个小时。没想到，下午面试进行得异常顺利。只十几分钟，我就接到医院抛来的“橄榄枝”。
回校毕业答辩后，我收到了深圳市东湖医院寄来的录用通知，直到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往后的人生就要和深圳牢牢绑定了！
我咬牙买了人生中第一张机票。清晨，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加速离开地面、冲向蓝天——我的眼泪奔涌而出，我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轨迹如同脚下那片渐行渐远的故土，此刻已被确信无疑地抛到了身后。
未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深圳，我来了！
贰
到我退休前，医院的肝病学科已经完成全生命周期的学科闭环建设。无论是终末肝病诊疗还是肝病前端病因变化趋势的管理，医防融合以及肝脏健康促进等方面都顺利融入了全国肝病学科的“第一方阵”
最初的肝病治疗带有浓厚的传染病色彩
以当时的深圳市东湖医院举例来说，我们收治的病人里 60% 患肝病，20%患结核，剩下20%患其他杂病——肝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传染病病种。在肝病当中，乙肝又占绝大多数，还有小部分是甲肝和丙肝。所以，当时我们主要围绕这三种肝炎开展工作，带有浓厚的传染病色彩。
2004 年，我成为东湖医院肝病区的主任的时候，我们医院虽有四个肝病区，但却只是初具规模、亟待提升的状况。
肝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从病毒感染慢性化再逐渐进展到肝硬化，部分再发展成肝癌，每一步的治疗手段都不同。当时我们肝病后期的患者经常要转去别的医院做手术，这是我们最大的痛点。
2010 年，医院整体搬迁至布吉新址，拥有了 14 栋错落有致的单体建筑。以此为契机，医院的综合学科发展迈上了新台阶，由专科医院扩展为综合医院。相应地，我们的肝病治疗也从单纯的传染病治疗，迈向多学科协作阶段，逐步实现了患者“足不出院”就能完成肝病的全链条诊治过程。
成立深圳肝病医学中心和肝移植中心
2016 年初，我离开了工作 11 年的肝病科主任岗位，升任医院业务副院长，牵头肝病学科建设仍是我的工作重心之一。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肝病医学中心和肝移植中 心。2017 年，我们成功获得肝移植资质，填补了深圳在肝移植领域的空白。至此，三院实现了从早期肝病毒携带、进展肝病，到肝硬化、肝衰竭、肝癌等全病程覆盖，完成了支撑 肝病全周期治疗的“学科闭环”。
这些年来，医院持续完善学科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前端肝病趋势分析、诊疗方案制定、院后管理等。作为深圳唯一以传染病诊疗为特色的三甲医院，我们通过与社区共建“医联体”“肝病专家工作室”等方式，不断凝聚社会力量。到我退休前，由“末端学科环”“前端趋势环”“医防融合环”“健康促进环”组成的肝病学科“四环”模式已经形成，医院也顺利融入全国肝病治疗的“第一方阵”。
叁
我一直负责人事，在任期间陆续引进了 60 多人，现在都已经成长为医院的业务骨干。人事工作的坚持和细致，有助于他们与这座充满勃勃生机的城市共同成长。但我觉得，深圳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可多得的人才而更加美好，能为每个人才服务、帮助他们在这里扎根是我最自豪的事。
想尽一切办法为医院招揽人才
三院搬迁新址后，人才队伍亟须扩大，我们开始四处寻觅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有份简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简历的主人叫张政，在病毒与免疫领域取得了众多科研成果，时任解放军第 302 医院临床研究管理中心主任，也是不可多得的“优青”，在当时“军转改”的大背景下正考虑南下。
我们取得联系后，我给他介绍了三院的基本情况。后来借北京出差的机会正式约见了他。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判断他是个性格质朴、吃苦耐劳的青年，特别知道奋斗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已有三个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许他优越的工作平台和待遇，但我坚定地认为，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定要拿下！
不久后，我去成都参加学术会议，第二次与他会面。我劝他先与我们建立“柔性合作”关系，一个月来一次，为我们肝病科的基础研究做指导。
就这样，我们合作了两年。有次科室聚会，我即兴唱起了那首伴随我南下寻梦的《人在旅途》。我对张政说：“到有梦想的地方来发展错不了，当年就是这首歌鼓舞了我来深圳的。”可能是我的诚意打动了他，他马上回唱了一首《精忠报国》。唱毕，他说：“何院长，我下定决心了。”我知道，两年的等待终于有了收获！
后来，张政果然在他的岗位上大放光彩，不仅科研领域捷报频传，医院管理也得心应手，为我们肝病医学中心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他已是三院的副院长，2023年还入选了“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榜单”。
我一直负责人事，在任期间陆续引进了 60 多人，现在都已经成长为医院的业务骨干。能为每个人才服务，帮助他们在这里扎根是我最自豪的事。
管理岗上的探索让我看到了独特的风景
我在副院长岗位上工作了七年，后勤保障也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我记得自己接手总务后勤管理的头一个月里，医院就遭遇了四次大停电，有次停电门诊几乎陷入“瘫痪”。那时，连强弱电机都分不清的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快速解决上任后遇到的首个“下马威”——停电。
很快我有了思路，安排专人把过去一年的停电情况进行列表统计，了解停电的集中区域和时段，以及最常见的停电原因。经过这些数据分析，很快找到了问题的切入点，为最常停电的角楼、宿舍楼等地方更换老旧的电路设备，特别保障高峰时段的用电安全。大概两三个月后，这些举措就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解决问题需要快速精准、雷厉风行，文化建设则要日积月累、润物无声。
早年在肝病科做主任时，我就编写过一篇《管理七字诀》，推动医院服务流程标准化。升任副院长后，我把科室文化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应用到更广阔的平台，并陆续发表了16 篇管理文章，先后斩获省、市多个现代化医院管理奖项。
在管理岗位上的探索让我看到了独特的风景，也让我领略到高水平管理成就团队的获得感。
肆
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我们“一战成名”。深圳市民从此都知道，在美丽的东湖边上，有这样一家医院，在危险来袭时能够守护住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
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我们“一战成名”
说起三院的飞跃式发展，有一个绕不开的大型公共卫生事件——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
记得非典疫情刚开始蔓延的时候，形势非常严峻，广州和香港都已出现感染病例，深圳作为这两城之间的大型流动人口高比重城市，很难不受影响。
当时医院还未搬迁，在有限的空间里只能临时划分三个病区——确诊病区、疑诊病区、观察病区，我被安排在疑诊病区工作。
因为当时物资有限，口罩要每天消毒，反复使用，为了防止被感染，在医院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只有下班走出病房后才能摘下口罩，深深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那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刻。
当时我们的医务人员大多住在医院内的职工宿舍区，我和大家一样，每天在两点一线间往返。抗击非典的130天里，我们创造了“医务人员零感染、在院患者零死亡”的奇迹。
同时，我们还在病人救护过程中不断创新，由我牵头探索的一项辅助供氧技术能明显改善病人的组织缺氧状况，在临床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个人也在疫情后荣获了深圳市政府颁发的二等功嘉奖。
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我们“一战成名”。深圳市民从此都知道，在美丽的东湖边上，有这样一家医院，在危险来袭时，能够守护住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
在灾区吃到了最美味的“长寿面”
我来自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在 2008 年以前，我的家乡可谓名不见经传；但如今，几乎没有国人不知道它的名字——汶川。
5·12 地震发生时，我正如往常一样在肝病科工作。一位科室同事告诉我：“主任，您老家地震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在电脑网页上搜索——天啊！八级地震！我不敢多想，赶紧拨打老家亲人的电话，结果无一不是忙音。在两个小时的坐立不安后，我终于接到弟弟报平安的消息。
然而，我悬着的心刚刚落地，很快又被各大媒体从一线密集发回的报道震撼得说不出话来。揪心的日子持续了一周，市团委决定组织一支“青年义工突击队”前往重灾区绵竹汉旺镇支援。身为青年委员的我，由于家乡是汶川，被市团委定为建议人选。
但是到底去不去，还是得争取我和家人的意见。当时我已经把父母接来深圳，心中虽想尽一份力，但却不知该如何与家人开口。正在犹豫之际，我的老父亲站出来表了态：“我坚决支持儿子去灾区！他就是牺牲了，我都想得过去！”我被他的大义深深感动。
我做了简单的准备，于5月21日一早出发。在灾区，我们见到很多令人心碎的场景，也尽了我们的绵薄之力。很多受灾群众被临时安置在体育场等比较开阔的公共场所，我发挥自己在传染病领域的专长，带着几个队员徒步流调了近两万人次，不仅统计常见病、征集调配药品、给予心理抚慰，还帮助救灾部队合理规划建设临时设施。
在赶路途中，我们随时救助遇到的受灾群众，帮助他们协调送医车辆和人手。在灾区，我度过了人生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生日。住在隔壁帐篷的一个受灾群众无意中听到我们的谈话，默默地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吃到了记忆中最美味的“长寿面”。
组建海外救援“梦之队”赶赴非洲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翌年，疫情持续发酵，很快就席卷全球。面对航班熔断、疫情蔓延的局势，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的员工陷入困境，从政府到企业管理者，再到海外一线员工和他们的家属，都心急如焚。
当时，深圳某企业在非洲的员工已经出现了死亡病例。企业的非洲总部紧急向国内求援，
龙岗区政府迅速召开了现场协调会。我代表三院参会，并在会上提出了5条建议，包括启动线上咨询、录制培训视频、启动线上管床、疏通回国路径、派遣医疗队赴非等。
其他几条当场就被采用，但最后一条建议，领导也拿不准。如果要派医疗队，派谁去呢？我主动请缨，表示愿意以三院为主体组建团队。领导说：“就等你这句话！”
说干就干。最终从三院又抽调了4名医务人员，另外还从其他医院选调2人。他们每个人都是能够独当一面“医务战士”，海外救援“梦之队”就这样组建好了。
2020 年6月22日，在国家民航总局的协调下，我们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了。出发时，这趟航班上除了机组人员，就只有我们这几名医务工作者。我们穿越 32 个国家领空，飞行十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尼日利亚的旧都拉各斯。
落地前，我们穿戴好厚厚的防护服和口罩，机组人员在彼此背后写下同一句话：“祖国接你回家！”迎接我们的是 300 多名等待回家的同胞。
我们坐着汽车颠簸了四个多小时才抵达企业园区，发现未回国的员工还有很多。当时虽然天已擦黑，但我一刻都不敢停歇——按提前想好的思路把人员分成了四组：防控组、医疗组、保障组和培训组，每组安排一名医务人员和几名企业负责人共同管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不断调整预案，加强人员培训，很多中外员工都学会了使用呼吸机和测核酸，我们还将这套防控体系通过线上会等形式，推广到该企业在非洲32个国家开设的其他园区。后来，这套防控体系还被译为英文，被更多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分支 机构和园区广泛使用。
回顾在三院工作的三十多年岁月，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度过了非常难忘的职业生涯。年轻时，也曾彷徨，经历曲折。但是在三院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也见证了一个医院何以发展、何以辉煌。
如今虽已退休，但仍活跃在三院的工作岗位上，以忘掉资历、拓展疆域、终身学习、永怀梦想的心态，与它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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