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器本地生产说”缺乏哪些关键证据？
陈坤龙教授明确表示目前只发现了产业链最末端，需要向上追溯找到铸造地、冶炼场所和矿石来源。德阳政府官网的研讨会报道，提到陈坤龙的分析显示尊罍等容器与神树面具等非容器类铸造泥芯存在明显区别，说明产地不同。
四川日报对梅建军观点的报道，明确提到“目前尚未发现三星堆青铜器的作坊遗址和矿源”。来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记录了梅建军的学术报告，详细讨论了技术特征和来源问题，指出还没有发现与“铸铜作坊”相对应的炉壁和炉渣等实物证据。
博物馆网站提到成都平原存在本土和外来两条铜器生产脉络，这个分析角度很有价值。四川大学教授田长浒指出，四川至今仍未发现三星堆同一时期的铜矿开采遗迹。
黎海超教授关于青铜面具方孔差异的分析，暗示部分器物可能非本地生产，这个观察角度比较独特。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是否在本地生产，学界确实还存在一些争议。虽然“本地生产说”有不少支持观点，但目前也确实缺乏几项非常关键的直接证据（附表）。
附表 “本地生产说”目前主要缺失的关键证据
关键缺失证据 | 具体描述 |
明确的铸铜作坊遗址 | 在三星堆遗址范围内，至今尚未发现明确的、专门用于青铜铸造的作坊区域。这类作坊通常应包含熔铜炉、陶范（模具）制作区、浇铸工作面、大量铜渣等 |
本地矿源与原料供应链 | 矿源未明：三星堆青铜器含有一种罕见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这种铅料也见于殷墟、江西吴城等地青铜器。但目前未在三星堆附近找到提供这种特殊铅的古矿场. 原料运输与加工环节缺失：缺乏将矿石冶炼成金属料，以及将金属料加工成铜锭等中间环节的考古证据 |
清晰完整的技术发展序列 | 三星堆青铜器，特别是神树、立人像等独特器物，其铸造技术显得很成熟。但从更早的简单小件铜器到如此复杂的大型青铜器群，其间缺乏清晰的本土技术演进链条作为过渡。有观点认为这暗示其技术可能是在较短时间内从外部传入，并与本地文化结合后迅猛发展的 |
独特技术的来源与传播 | 三星堆青铜器运用了一些有别于中原的技术，例如在青铜神树的铸造中使用芯骨，以及在面具上进行后期切割、钻孔。这些独特技术是本地独立发明，还是受外部影响后改良，其来源和传播路径目前还不清晰。 |
为弥补关键证据的缺失，学者们正从多角度探寻，这也衍生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寻找间接证据：研究人员正努力通过科技考古等手段寻找间接证据。例如，对青铜器中的泥芯进行分析，如果其成分与三星堆本地的土壤一致，则提示该器物可能为本地铸造。已有研究表明，三星堆非容器类器物（如面具、人像）的泥芯微量元素与遗址区沉积物相近，推测可能本地铸造；而容器类（如尊、罍）泥芯则显示不同特征，其铸造地可能另有出处。
多种产地假说：正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失，学界对三星堆青铜器的产地提出了多种假说，包括“外来工匠入驻”（即外地工匠携带原料和技术来到三星堆进行铸造）、“异地定制”（三星堆先民向中原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铸造中心定制部分铜器，例如一些青铜尊圈足上的特殊圆孔，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要求下于铸造时特意加工的），以及“多地铸造”（三星堆的铜器可能有复杂的来源，殷墟、长江中下游、三星堆本土均可能是其产地）等。
总的来说，“三星堆青铜器本地生产说”目前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缺乏铸铜作坊遗址和明确的本地矿源这两项考古学上最坚实的证据。
尽管存在这些关键证据的缺失，但“本地生产说”也并非空穴来风。三星堆青铜器独特且成熟的造型艺术（如神树、立人像），以及部分可能指示本地铸造的工艺特征（如芯骨的使用），都强烈暗示古蜀人具备高超的青铜铸造能力和独特的审美体系。目前的困境主要在于，还无法用完整的考古证据链将原料、作坊、技术发展全过程与这些精美的器物完全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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