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广
建院40周年口述史(21):选择主攻结核,成医院首位“国家杰青”
2025-9-10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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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陈心春,1970 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肝病研究所所长。

口述时间:2024 年 7 月 16 日;口述地点: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虽然赴美留学,但 4 年间我真正在美国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签证的原因,我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待在东湖医院,一直与医院有着业务往来。留学期间,我的妻子和小孩都在深圳生活,东湖医院的领导和同事还经常去家里照看他们,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分配到东湖医院结下不解之缘

1992 年 7 月,我从赣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在江西省新华煤矿医院工作。1995 年 9 月,我入学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攻读肿瘤病毒学硕士。硕士毕业后,分配到深圳市东湖医院工作,从此与这家医院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的东湖医院位于罗湖区布心路,规模还很小,记忆中全院好像只有两三百人,医院仅有几栋不太高的楼。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了肝病科,后来又被安排去了结核病区。当时主要是跟着高年资的医生看病,早上去查房、换药,下午常规看诊开药。

在东湖医院工作了4年后,我打算出国继续深造。于是,在东湖医院办理好停薪留职手续后,2002 年 8 月,我正式开启留学生涯,飞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攻读微生物与免疫学博士学位。

因为信任与三院再续前缘

虽然赴美留学,但 4 年间我真正在美国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签证的原因,我有一年半时间依然还是待在东湖医院。留学期间,我的妻子和小孩都在深圳生活,东湖医院的领导和同事还经常去家里照看他们,让我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

2003 年,非典暴发后,我有近半年时间在医院从事非典的病毒检测工作。当年深圳的患者都是我和研究所同事王火生、李美忠以及五官科的杜凡主任去采样检测的。之后,我还发表了东湖医院第一篇有关非典的论文(J Infect Dis.2004),阐述了新冠病毒感染后自身抗体产生的动态规律。

2006 年 11 月,我博士毕业后,决定回国后继续到东湖医院工作。

经过各方面权衡,我们选择了主攻结核病,重点研究结核病的免疫发病机制、临床诊治方法等。其时,东湖医院对于结核病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结核菌感染的实验室检测和诊断水平相对落后。

从临床医生转做结核病科研

再次回到医院后,时任院长周伯平提出,希望我去肝病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一开始,我并不愿意,因为做科研是一个长期探索性工作,即便耐得住寂寞,也可能面临长期科研却没有收获的结局,不确定性很大;不像当临床医生通过提供诊疗服务能有确定的 工作成绩。

他告诉我,我在医院真正做医生的时间并不长,看病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有国外留学经历,有前沿的科研理念和方法,更适合搞科研,应该发挥长处,对医院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番思索后,我觉得院长说的有道理,自己的临床医学水平确实比不上医院的很多资深医生,相反在科研领域或许能有所作为。于是,我服从医院领导的安排,加入肝病研究所开始着手开展科研工作。

科研与临床深度融合

他告诉我,我在医院真正做医生的时间并不长,看病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有国外留学经历,有前沿的科研理念和方法,更适合搞科研,应该发挥长处,对医院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番思索后,我觉得院长说的有道理,自己的临床医学水平确实比不上医院的很多资深医生,相反在科研领域或许能有所作为。于是,我服从医院领导的安排,加入肝病研究所开始着手开展科研工作。

选择结核病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刚接手肝病研究所时,所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实验室和一台 PCR 设备,基础设置和科研人员都很欠缺,更谈不上有资金和技术。但周伯平院长却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建重点实验室,

推动医院科研快速发展。正逢国家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设立“传染病防治”重大科技专项,将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列入科技重大专项,这给我们做传染病的科研工作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选择什么学科作为医院科研的主要方向呢?当时艾滋病和乙肝在全国已经有一些医院和机构研究得很深入,只有在结核病领域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

而我国又是全球结核病高发的国家之一,每年约100万新发结核病病例,结核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还有很多病人需要得到更好的诊疗服务。

经过各方面权衡,我们选择了主攻结核病,重点研究结核病的免疫发病机制、临床诊治方法等。其时,医院对于结核病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当时检验科对结核菌感染的实验室检测和诊断水平相对落后。

好在周伯平院长非常重视结核病的科研,他先是推动医院挂牌成为广东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其次开始“招兵买马”,先后从广东医学院、武汉大学招了一批人作为研究人员,加入我们的研究所一起做研究。

研发结核感染菌的诊断试剂盒

做科研是一个探索未知的奇妙旅程,但路上充满了挑战,大部分时间是与失败为伍。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尝试,2006 年,我们团队中的研究生杨倩婷在实验技术方面实现了突破,建立了检测分泌结核菌抗原特异性γ-干扰素细胞的酶联免疫斑点技术(IGRAs)。

2007 年,我们将这个诊断方法推广到结核感染的临床诊断,研发了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结核感染菌的诊断试剂盒,它比传统的病原检测敏感性高,阳性检出率的准确性高达90%。那时候不仅是广东的患者,不少江西的、福建的患者都特意跑来东湖医院做检测。

试剂盒做出来之后,我们要在临床上验证它的敏感性、特异性,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因为临床验证需要采集足够多的样本,当时医院很多科室都帮助过我们,包括蔡雄茂主任等经常带头给我们献血做测试。

有一次,我们集体去河西村采样,给村民免费体检,顺便发动村民为我们捐血采样,当时医院差不多把能用的设备仪器都搬了过去,像B超、X光等可移动的体检设备,采集好样本后,我们又继续去实验室做测试。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团队便着力于结核病诊断标志和发病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拿到了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获得了上千万元的资金支持。随后,我们获批建设广东省传染病诊治重点实验室,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

与此同时,我在Nature、Nat Microbiol、Nat Commun等杂志发表 80 余篇论文。其中,有关结核病细胞免疫及转化医学研究主要成果,获得2013年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1年和 2013 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二等奖、首届深圳市自然科学奖(2010 年)、2015年深圳市自然科学一等奖等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除了提供经费外,还对我确定后来的研究方向起到了指引和关键性的作用。之后,我专注于结核病免疫发病机制和转化医学研究,并陆续在结核病细胞免疫及其调节机制等领域取得了较好科研成果。

成为三院首位“国家杰青”

2015 年,我有幸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感染免疫)项目资助,成为三院乃至深圳市卫生系统首位国家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我国为促进青年科学和技术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而特别设立的科学基金,支持领域涵盖数理、化学、地球、工材、信息、管理、医学等。

国家杰青项目除了提供经费外,还对我确定后来的研究方向起到了指引和关键性的作用。之后,我专注于结核病免疫发病机制和转化医学研究,并陆续在结核病细胞免疫及其调节机制等领域取得了较好科研成果。

虽然做不到淡泊名利,但我个人也不会十分重视荣誉和利益本身。我认为科研是否成功要看三点:

一是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产品,能在临床上运用并解决问题;二是科研做出了理论贡献,引领研究方向得到同行的普遍认可;三是研究的成果被写进教科书,改变了传统认知,更新了知识点。

比如说,通过研究更新对结核病发病机制和模式的认识,那么即使没有得到什么奖项,我也很开心,说明自己为医疗事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继续在结核病科研领域战斗

2016 年 7 月,我离开工作了18年的三院,前往深圳大学医学部任职。虽然离开了,但我和医院的联系还在,我在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还有一个研究团队,在结核病领域的科学研究也仍在继续。

加入深圳大学后,我更多关注结核感染诱导的肺组织区域免疫及其调控机制,希望在解析宿主免疫保护机制的基础上,发现能够有效反映宿主免疫保护/ 评价疫苗免疫保护效果的指标体系,进而指导结核病疫苗研究。在这个过程,我也很有幸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帮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 1 项等多个国家项目资助; 获批建设广东省组织区域免疫与疾病重点实验室;获得深圳医学科学专项基金首个杰出学 者项目资助。相关成果获得 2022 年教育部科技二等奖和广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三院是我成长的地方,2006 年我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回来,进入市三院肝病研究所,从临床医生转型成为一名科研人员。在医院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与帮助下,我从年轻的临床医生,逐渐成长为有一定技术和能力的科研工作者。多年来我着力组建结核病科研队伍,并将在国外学习的科研理念和方法在这里推动、践行。我们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深度挖掘结核病的免疫发病机制,各类科研成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不断为消除结核病贡献“深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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