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杨大国，1954 年 7 月出生于湖北省十堰市，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副院长。
口述时间：2024 年 8 月 16 日；口述地点：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壹
1996 年 3 月 28 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岗厦坐 354 路小巴，到东晓路口下车，然后步行走到了东湖医院，直接去见了梁登院长。我俩之前没见过，但只聊了三句话，他就叫我第二天来上班。
从工农兵学员成长为医学博士
我的经历有点特殊，我出生在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乡村，15 岁那年就当上了基层的赤脚医生。当时国家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生产大队就派我去当地县医院培训了三个月，培训回来大队就建起了医务室，由我负责基础的打针、开处方等日常诊疗。
工作两年后，1971 年，国家首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由公社推荐优秀人才去读三年制大学，我成为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学生。1974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我被留在学校的附属同济医院内科工作。没多久，国家又提出要整顿教育，对工农兵再教育，于是我又回到母校继续上了一年半的基础课。
1978 年，国家开始招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过晋源教授鼓励我去报考，没想到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之后我又继续攻读了博士。
在工作和学习期间，我相继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省卫生厅等多个科研项目，包括中药对肝脏的作用，并获得教育部、卫生部、湖北省人民政府科技成果奖，发表多篇论文，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证书。
开始对中西医结合感兴趣
博士毕业后，我的导师说我老实勤奋，适合做学问，并建议我留校。因为各种原因，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同济医院。1988 年，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以优秀人才引进特招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因为表现优异，第二年我便担任中西医结合科的副主任，分管其中一个病区的所有事务，包括临床、应急、护理等，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积累了不少临床管理的经验。
在 302 医院工作期间，我经常遇到一些重度黄疸患者，住院很久黄疸指数不降，而且还有腹胀、腹痛的情况。当时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当时的副院长，想申报一个项目研究肝病腹胀的解决办法，但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问题从 60 年代到现在都没人能解决。”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放弃，我通过各种途径去咨询专家，寻找处理急腹症的方法，比如用什么方子不开刀治疗阑尾炎、胆结石、胰腺炎，结果发现大家都用的是大承气汤。加上之前我研究过赤芍是治疗肝病很好的中药，所以我就在大承气汤的基础上加上赤芍，研制出赤芍承气汤。遇到来住院的病人有黄疸，我先给他吃三天赤芍承气汤，发现吃完效果很好，再没有出现严重腹胀。
从那时起，我开始逐渐对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有兴趣了。后来我又申报了一个科研项目，用赤芍治疗肝纤维化前后肝活组织学对比研究，不仅发表了两篇论文，通过评审后还获得了 8 万元的专项资助。在 302 医院工作期间，我陆续在肝病领域的核心刊物发表 20 多篇重量级论文，形成了在肝病治疗方面的系统理论。
毛遂自荐加入东湖医院肝病科
1995 年，我向医院领导提出了转业申请，因为我爱人实在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她对法国梧桐的花粉过敏，每年春季大风吹得花粉到处飞，她就会全身皮肤红肿。但当时部队有明确规定，双高（博士 + 副高）人员一般不允许转业，必须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获批准才行，所以院领导一直不批。直到年底医院换了一个政委，我又想了各种办法才获批转业。
转业那一年，我在全球华人肝病学术研讨会上遇到了湖北省中医院的王伯祥教授，他告诉我，国家某部委的一家下属单位打算在深圳筹建一所肝病医院，希望请我过去做院长。我觉得不错，便答应下来。之后就有人来帮我办手续，以“双高”人员身份申请深圳市委特批，我清楚记得还是市委书记厉有为亲自批的。就这样，1995年年末，我们全家从北京来了深圳。
没想到，因为各种原因，原本打算投资 5 个亿建肝病医院的计划落空了。王伯祥教授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其实就想继续当医生，找个医疗机构继续干就行。于是，他给我留了一句话，今后要是医院盖起来了，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回来。
1996 年 3 月 28 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岗厦坐 354 路小巴，到东晓路口下车，然后步行走到了东湖医院，直接去见了梁登院长。我俩之前没见过，但只聊了三句话，他就叫我第二天来上班。
实际上，我和爱人之前来东湖医院参观过一次，参观完她不同意我去这家医院，她说这个医院就两栋矮房子，还不如老家的县医院。
我让她放心，我有信心。梁登院长同意我去上班后，我又回家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相信我，这家医院以后一定会发展起来，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
贰
为了向三级传染病医院标准迈进，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经过我的努力促成，1998 年 3 月，时任市委副书记李容根、副市长袁汝稳率市卫生局、财政局、计划局、国土规划局等负责人来医院现场办公，进行了调查研究，指示要把东湖医院建设成现代化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开设中西医结合科
就这样，第二天，我带着爱人一起去医院报到了。医务科科长带我去肝病门诊见了科主任，之后我就开始出门诊了。当时医院没有进人指标，我和爱人只是临时工，我俩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只有1500元。我出了两个月的肝病门诊后，便向梁登院长提出开设中西医结合科的请求。
没多久，梁登院长在院领导办公会上提出了这个想法，但会上其他人都反对，大家都怕再增加一个科，医院会更加困难。但梁登院长还是顶住压力，坚持要成立中西医结合科，并让我担任科主任。
说干就干！6 月份，中西医结合科就开始筹建了。开科之后，我和医生、护士说，我们科就一个目标：用疗效来争取病人，让病人住院期间感到舒适，病人有什么需求都要尽可能地满足。
我们的医生、护士也做得很好，比如帮病人寄信、发电报，只要是力所能及的，都尽心做好服务，也因此得到了许多病人的称赞与好评。
后来，中西医结合进行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等肝病治疗成为我们医院的一大特色，医院也成了深圳市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我任主任委员直至退休。在此期间，我们总结出了赤芍承气汤、肝炎一号、正肝化瘀方等验方，承担国家攻关项目的子项目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省市资助项目多项。
兴许是领导认可我的工作能力，1997 年 2 月，我被提拔为副院长，主要分管医院医疗工作。说老实话，当科主任和副院长是两回事。
为了学习管理，我参加了两个培训班，一个是广东省卫生厅办的医疗卫生干部培训班，连续三个星期都在中山脱产学习；另一个是党委党校办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习班，安排在周日上课。我周一到周五处理行政事务，周六要出门诊，周日上课，一整年基本没有休息。
不过这两个学习班让我大开眼界，老师从管理的角度讲授了很多系统性的观念，我还自学了《医院管理学》。这些年的医疗管理工作总结起来， 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要安全，二是要疗效，三是医患互相信任。
在此基础上，我把以前在 302 医院的一些经验做法“移植”了过来，一是早交班，每天早晨医院的医疗院长、医务科主任、护理部主任、总值班进行交班，然后各个科去处理问题，把隐患在萌芽状态消除；二是抓医疗质量，我反复和科主任强调，在病房里要重视三类病人：新来的病人、重病病人、住院时间长的病人，把这三类病人服务好了，医院的业务不会有大问题。
转型第一步：“大专科、小综合”
自我接管医疗工作后，医院收治的病人逐年增多，群众口碑也越来越好。但当时医院条件确实很艰苦，业务用房破旧、不足，规划不合理，医院仪器缺乏，病人来了就靠吃药和打针。
为了向三级传染病医院标准迈进，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经过我的努力促成，1998 年 3 月，时任市委副书记李容根、副市长袁汝稳率市卫生局、财政局、计划局、国土规划局等负责人来医院现场办公，进行了调查研究，指示要把东湖医院建设成现代化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会上决定了两件事，一是拨款给医院添置医疗设备；二是同意医院改扩建工程立项，拟新建住院大楼、科学研究中心，改造门诊楼。
拿到拨款后，我们给检验科买了奥林巴斯的自动化检测仪，那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一个小时可以检测 2700 人（份）的血液；还买了两台日本进口的彩色 B 超，有了彩超，我们的影像检测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奥林巴斯自动化检测仪买回来之后，院领导班子做了一个决定，要求检验科的绝大多数检验报告当天下午 4 点要出来。我当时去找检验科主任谈话，我问他：“每天早上的血样几点送到检验科？”他告诉我，各个病区全部收齐是 10 点。于是，我给他出了个主意： 采用弹性上班时间，上午 10 点前，只需要让采样和收集血样的人来上班，其他人 10 点来上班，然后中午不休息，分工做好各自的工作，保证绝大多数报告能在下午 4 点前出来。
实行弹性工作制后，检验科真的做到了下午 4 点出结果。这一举措受到病人的青睐，也吸引了不少病人来三院就诊，因为其他医院做不到当天出结果。
改扩建项目市里为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所以新楼很快就建起来了。也是在那个时候，医院确定了“大专科、小综合”的转型方向，大专科就是以肝病为龙头的传染病科，还包括结核和杂病，小综合是因为当时医院还不具备大综合的条件，一是人才储备不够，二是门诊和病房空间也不够。
叁
2004 年 1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立项迁址龙岗新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打造一所“强专科，大综合”的市属三级甲等医院。
确定“强专科，大综合”的定位
2003 年，非典突如其来，当时我主要负责住院病人的临床治疗，后来我们在救治住院病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创造了“重症患者无一死亡、医务人员无一感染”的奇迹。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我“抗击非典一等功”，深圳市委、市政府授予我“抗击非典突出贡献个人”奖。
当时有记者问我：“非典这么严重你每天都进出病房不怕吗？”我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医生又不是为了名和利，给病人看病就是医生的天职，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面对病人就不会有恐惧，我就得去救他，道理就这么简单。
经历非典后，我们发现东湖医院“大专科、小综合”的定位还不够，由于“综合”这一块太薄弱，每一次抢救都需要找市卫生局来协调，要派深圳市人民医院的专家带着设备来支持我们的会诊，显然不符合现代化医院的定位。所以非典结束后，我多次去找市卫生局医政处，希望把医院办成“大综合”。
随着医院业务量的急剧增长，已无法满足就医需求。为改善深圳传染病防治资源缺乏的现状，2004 年 1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东湖医院择址重建，并更名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选址龙岗区布吉李朗，占地 1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2 万平方米，规划病床 500 张，计划打造一家“强专科，大综合”的市属三级甲等医院，为市民建设一家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传染病医院。
一开始，医院职工都很担心，害怕搬迁过去之后没有病人，因为龙岗布澜路很偏僻，交通也不方便，没什么人。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让办公室给每个医生免费印了 200 张名片，名片上写上医生的真实电话发给就诊病人，保证病人不流失。这招效果不错，后来三院开业后，我们门诊的病人基本都过来了，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发挥余热探索新疗法
2014 年 7 月，我从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休。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说“天生一种病，必有一方药”，之所以还有病没治好，是因为我们还没找到这个药方，我们应该认真努力学习，找到药方去攻克这些疾病。
我现在临床诊治的大多是杂病，因为看肝病已经没什么难度了。我有个胰腺癌的病人，通过吃中药已经活了一年多了。还有个胆管细胞癌的病人，西医已经不治了，经过我治疗后目前状态还不错。所以我现在还经常琢磨，还有哪些病没有办法医治，希望在中医理论方面做一些探索。
回顾我的从医生涯，我一直秉持治病救人的初衷。在三院工作的 18 年里，我从一名肝病科医生成长为副院长，也见证了医院的发展壮大。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做医生做得还不错，尽管现在退休了，我也仍在努力，希望发挥余热，做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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