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眼里，果真如恽铁樵所言：“中医的脏腑非血肉的脏腑”？

“中医的脏腑非血肉的脏腑”，是近代医家恽铁樵的重要见解，它否真的代表了古人对中医脏腑的认识？这涉及到中医脏腑学说的发生学研究。

恽铁樵是20世纪初的一位重要中医理论家，他在1922年发表了《群经见智录》一书，提出了“四时五脏”的观点，认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这一观点是为了回应当时西医对中医脏腑理论的批评，特别是余岩（余云岫）在《灵学商兑》中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系统批评。

恽铁樵认为，中医的脏腑理论是基于“气化论”的，而不是解剖实体。他提出“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强调中医脏腑功能与解剖实体的分离。在中医理论中，肝属春、心属夏、脾属长夏、肺属秋、肾属冬，这反映了中医的五脏是“四时的五脏”。

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在其中后期有所变化。开始尝试将西医生理病理与中医理论相结合，运用生理解剖及神经生理对“肝藏血”“肝郁”等中医理论进行解释，将实体肝与中医的气化（功能）肝通过病理“形能观”结合起来。例如，他用解剖学解释“肝藏血”，认为肝脏血管丰富，是储藏血液的“容器”；同时，他将神经系统疾病与情志疾病与肝联系起来，提出“凡病证之涉及神经者，皆以肝为言”。

Deep Seek：恽铁樵的观点，代表了他对中医理论的创新解读

古人眼中的脏腑概念可能更复杂：既有解剖基础的萌芽：早期中医文献如《内经》中确实包含一些解剖描述，说明古人并非完全忽视实体器官；也有功能系统的升华：随着理论发展，脏腑逐渐演变为功能系统模型，与阴阳五行、四时气候等结合。因此，恽铁樵提出的“中医脏腑非血肉之脏腑”观点，并非直接复述古人原意，而是他在20世纪初中西医激烈碰撞背景下，对中医脏象理论本质的创造性阐释。这一论断需结合历史语境、古人认知框架及恽氏理论创新的三重维度辩证分析：

一、古人脏腑观：实体与功能的辩证统一

1. 解剖实体的初始探索：早期中医文献（如《内经》《难经》）确有对脏腑形态、位置的描述（如“心重十二两”“肝左三叶右四叶”），表明古人曾尝试通过解剖认识实体器官。但这些描述因技术限制较粗略，且未成为理论核心。

2. 功能系统的哲学升华：古人更注重脏腑在生命活动中的动态作用，以“象”（功能外显）定义“脏”：肝属春，主生发疏泄，应春气升发之性，非仅解剖肝脏；肾主水：司二便、生殖，涵盖内分泌与代谢，远超泌尿器官。这种“以功能定脏腑”的思维，源于阴阳五行与四时节律的宇宙观，形成“天人相应”的功能模型。

二、恽铁樵的创见：应对西医冲击的理论重构

1. 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20世纪初，余云岫等以解剖学否定中医，斥脏腑理论“凭空结撰”35。恽铁樵为捍卫中医合理性，在《群经见智录》（1922）中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此说将脏腑从解剖实体中剥离，强调其作为时序、气化符号的功能本质。

2. “四时五脏”说的核心内涵：脏腑即时序符号，肝=春之生发，心=夏之繁茂，肾=冬之封藏，五脏是四时能量在人体的映射；气化优先于形态，“肝藏血”非指肝脏储血，而是春气滋养血脉的功能；“肝郁”实为神经功能紊乱，非器官病变。

3. 与古人认知的异同：其一是延续性，继承了《内经》“脏象”重功能轻形态的传统；其二是突破性，彻底解构脏腑的解剖属性，以纯粹功能模型回应西医质疑，古人理论中隐含的解剖基础被有意淡化。

三、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

1. 挽救中医存续：通过区分中西医范式差异（解剖实体 vs. 气化功能），恽氏为中医在科学主义浪潮中争得独立地位。

2. 奠基现代脏象研究：其“形能观”（病理反推生理）为肝主疏泄、肾主生殖等现代研究提供思路；世界卫生组织ICD-11纳入中医病证编码（如“SD-AA01”代表脾气虚），印证了功能分类的普适性。

3. 中西医汇通的桥梁：后期恽氏提出“形能为证，气化为说”，尝试融合实体与功能：用门静脉丰富解释“肝藏血”；以神经生理诠释“肝郁”，为当代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研究奠定基础。

四、反思：古人是否真“不识血肉脏腑”？

1. 非全然否定解剖：古人知晓心肝脾肺肾的实体存在，但因诊疗需求（如针刺禁忌）和技术限制，转向“司外揣内”的功能推演。

2. 功能模型的必然性：中医以调和生命动态平衡为目标，需超越静态解剖，构建适应个体、环境变化的弹性系统。如“肾”既包含泌尿实体，更涵盖生长衰老的时序调控，此乃解剖学无法涵盖的维度。

结论：符号化创新，非复古还原

恽铁樵的论断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理论突围，将古人隐含的功能优先思想提炼为明确范式，本质是为中医建立独立于解剖学的解释体系137。古人固然知晓脏腑的血肉基础，但中医的生命力恰在于超越实体、构建动态功能模型——恽氏以“非血肉”一言蔽之，既是对经典精髓的萃取，更为现代中西医对话开辟了“第三空间”：脏腑可是血肉，更是时序流转中的功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