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马为民，1940年 1 月出生于上海市，原深圳市东湖医院院长。
口述时间：2024年5月9日；口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一村。
壹
1991 年，我从武汉来到了深圳，次年调入东湖医院工作。当时的东湖医院是深圳、香港、澳门、珠海这四座城市，唯一的一所市属传染病专科医院，这让我看到了东湖医院的发展空间，我知道这里大有可为。
向往特区的种子早已埋藏在心间
1964 年，我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随后被分配到了武汉市新洲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1982 年，又被调入武汉市传染病医院从事医疗、科研、教学工作。自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我身边许多人都热烈地讨论这座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城市，言语间不乏向往。或许我和深圳的缘分，从那时就已经开始，想要来到特区的愿望，早已经悄然埋藏在我的心间。
1991 年，我从武汉来到了深圳，次年调入东湖医院工作。当时的东湖医院是深圳、香港、澳门、珠海这四座城市唯一的一所市属传染病专科医院，这让我看到了东湖医院的发展空间，我知道这里大有可为。
刚到东湖医院时，医院有253名员工，床位约有150张，规模不大。走出医院，面前是一片黄土地，其后是早年的门诊楼。
不得不承认，和原先的工作环境相比，我的内心是有些失落的，但是眼前的景象没有浇灭我的热情。不论东湖医院的基础如何，我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平台，我要用我的热爱、用专业能力让更多人认可医院。
△ 1991 年，东湖医院5层新住院大楼正式启用
提升专业能力为病患健康护航
一开始，我在东湖医院担任肝病科病区主任。
肝脏是人体内重要的代谢器官之一，它参与了众多的生物化学反应。肝病，不仅仅影响着病人的身体健康，也给患者带来很沉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行医者须永葆仁心。每名病人的背后，都是一个甚至多个家庭，我能做的唯有事事以病人为先，不断从病患及家属的角度出发，做出专业的判断，让他们尽快康复，如此才能不负一个个家庭殷切的期盼。
担任科主任的三年间，我就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积累经验，不断提升自己和科室的专业能力，为病患健康护航。
1995年，我就任东湖医院副院长，开始处理医院的医疗事务。1996年，梁登院长退休，我正式接任东湖医院院长一职。
从前在科室时，只需要为科室的病患负责。担任院长之后，要做的是对整个医院所有的病患和医护人员负责，我肩上的责任比从前更重了。
回望往昔，一个个重大决策的背后，离不开全院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一人计短，百人计长。第一次开全院职工大会的时候，现场一共来了216位职工，除了值班在岗人员外，几乎是全员到场。这给了我信心，也给了我力量。
在会上，我提出“科教兴医，实干兴院”。我想，我们要发展医院，一定要把科研、教学和临床水平提高，要扎扎实实提高我们自己的本领，提高我们的医疗业务水平。既要开展对外的学术交流，也要进行对外宣传，让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和知名度都更上一层楼。
不管医院的起点如何，我们都一定要把这项事业办好，这就是我的想法，这也是我的决心。有了决心、有了平台，也有群众支持，再加上上级领导的关怀，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往前走，总能成功。
贰
担任院长之后，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人家不知道东湖医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院。甚至有人问，你们是东门医院，还是东方医院？如何把深港澳珠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品牌打出去，成了几年间我心头最牵挂的事情。
擦亮传染病专科医院“金字招牌”
担任院长之后，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人家不知道东湖医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院。甚至有人问，你们是东门医院，还是东方医院？
如何把深港澳珠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品牌打出去，成了几年间我心头最牵挂的事情。
当时，我决心要擦亮东湖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的“金字招牌”，主要从“请进来”“派出去”两方面入手。其中，将名医请进医院坐诊，既带给了患者更多希望，也借由专家本身的知名度让医院为更多人所知。
请名医这个方案一经通过，我脑海中立刻就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聘请全国传染病界首席专家、北京医科大学田庚善教授来院坐镇指导工作。田教授是我国传染病和肝病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一生从事传染病和肝病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如果他能莅临，我们的医护人员和病患都将获益匪浅。
这一想法让我激动万分，但我又很快冷静了下来，提醒自己，田教授已是高龄，从北京到深圳，路途漫漫，即使他愿意来，我们又该如何做好一切保障？
为此，我们先在职工宿舍选择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做足了所有准备，并且安排好了负责田教授生活起居的人员，才开口邀请田教授和他的夫人一起到东湖医院来坐诊。
或许是我们的诚意打动了田教授，他欣然答应前来，并且很快就来到了深圳。到了以后，田教授非常用心地带我们教学查房、提高临床诊疗水平，还指导医生做科研、修改专业学术论文。田教授在东湖医院坐诊了半年，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医院那段时间发表了很多文章。这些论文的发表，也有利于扩大医院的影响力。
我们还去请了天津肺科医院原院长宋礼章教授，他对东湖医院肺科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宋教授到来之前，东湖医院很少有机会参与国内肺科的交流活动，在宋教授的引荐下，我们许多医生在学科上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
放眼国际，我还聘请了美国斯坦福大学 William Robinson 教授，请他来当我们肝病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收到邀请后他专程来到东湖医院，接受了我们发给他的聘书。
除此以外，我们还邀请了侯云德院士、李兰娟院士、庄辉院士等我国著名专家到东湖医院来交流和指导。长此以往，医院的业务水平和知名度都有所提升，大家都知道了，要找传染病专家就来东湖医院。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东湖医院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医生，他们功底扎实、有理想、有干劲。医学是不断进步的，我提出要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派医生出去学习，大家都很支持，积极参与。
为了把我们的人才派出去，学习更前沿的医学知识、培养医院骨干，我找到了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在与中山大学联系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答应每年给我们两个在职研究生名额。
名额来之不易，经过考虑以后，我们决定每年分批次择优选派医学理论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青年医生前去学习。第一批去的是袁静和陆坚，第二批里有王召钦等。
几年下来，我们积累了一批取得了中山大学医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得益于当时的进修深造，他们都已成长为深圳传染病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医学专家，不仅带领医院不断进步，还时常去周边城市医院会诊、讲学。
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派医生到上海传染病总院、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传染病学领先的医院、高校进修和深造，积累临床和科研经验。
同时，我们选派多名护士长到湖南医科大学湘雅医院进修。那时候其他医院都还很少派护士长去进修，但我们看到了护理在今后医疗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我当院长的五年半间，我们医院派出去了十余名青年医生，五六位护士长，进修的医生及护士长带回来了很多知识和经验，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医院的整体水平。此外，我们还扩建了肝病研究所，传染病和肝病临床和科研也提高了一个层次。
从东湖医院到第三人民医院
只要有机会，我就宣讲我们东湖医院的发展，跟领导讲、跟专家同行讲，在学术论坛和各种会议上也讲，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医院，提升医院的知名度。
为了让每天路过的人都能注意到医院的招牌，我还特意定制了几个大射灯，璀璨明亮的灯光映射了挺大一片范围，很多人说，东湖医院的灯光照亮了他们回家的路。
当时深圳有市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后来又有北大医院，知名度都很高。作为当时深港澳珠唯一的传染病医院，我们的名气还有待提高。
我注意到，同一时期其他地方的传染病院纷纷改名，杭州传染病院改成了第六人民医院，广州传染病院改成了第八人民医院，这也是我们改名的契机。因为东湖医院当时在深圳排行第三，所以我就提出将医院的名称改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叁
来到特区之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三院。与我刚刚来的时候相比，三院从最初的253名员工，到现在的 2000余人；从年收入630万到现在好几个亿。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所有的发展我都看在眼里，感到特别欣慰。
增强医生学术活力
除了做宣传，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医院的医疗业务开展起来。我们医院以传染病、肝病、结核病和呼吸内科等科室为主，开展医疗业务，一是发展临床，二是发展检验，三是深入开展科研。
对传染病的治疗，三院在全国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在学术交流上，我们走得比较慢。当时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早就建立了传染病学会，但是深圳还没有。如果三院想要参加全国性会议，我们深圳肯定也要有学会才行。
有了学会，学术交流的层面就不一样了。从前专家出去开会，是以个人的身份，要靠个人来发展，力量是有限的。而学会是一个组织，在学术文化的浸润下，学会跟学会之间的交流，范围扩大了，力量也加强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后建立了深圳市医学会传染病学会、深圳市肝病学会、深圳市医院感染学会。学会建立了以后，我们就有了参与更多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们的医生、专家可以参与全国大型学术交流大会、研讨会，和各方面的医学专家来往交流，这大大增强了我们学术上的活力。
以科教浸润医院成长
我上任的那年，东湖医院还只有一个很小的肝病研究室，仅有四个人，我觉得规模还不够。我提出“科教兴医”，就是希望能在科研上做大做强，以科教浸润医院成长。
在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我们首先将肝病研究室改成了肝病研究所。肝病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市领导来给我们挂牌。当时研究所里有一批优秀的研究员，围绕深圳的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情况、流行规律，我们发表了十余篇论文。
在此之前，深圳在传染病领域的科研成果几乎为零，我们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也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研究所成立以后，市里一直很支持我们的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抗病毒治疗的方面，给予了经费和政策的支持，例如我跟袁静写了一篇关于戊型肝炎的文章，是该领域国内较早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
一篇篇论文的背后，从来不是某一个医生、专家的努力，而是一个团队、一所医院、甚至一座城市的倾囊相助。随着医院科研能力的不断提升，患者对我们也越来越信任，在打响名气的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帮助更多人。
2001年9月，我退休了，那年我61岁。尽管如此，退休后有段时间，我仍在三院出诊，为病人提供诊疗服务。
来到深圳之后，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三院。与我刚刚来的时候相比，三院从最初的253名员工，到现在的2000余人；从年收入630万到现在好几个亿。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所有的发展我都看在眼里，感到特别欣慰。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发展日新月异，离不开各界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医院全体同仁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使得第三人民医院一步一步走得那么好。
但是我也想说，三院的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团结协作、奋力前行，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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