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的“扎根派”
人是需要荣誉感的。下放的那两年几乎是我一生中高光时刻，默默地珍藏了一辈子。借这个机会，我再美美地回味一番吧。
从国家层面考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推动农村发展并消除“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每个亲历者人生轨迹的洗礼。过几天，我们新洲道观湖知青点的一些战友又要在武汉小聚，这也作为我的一份献礼。
高中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因为哥哥姐姐都下放过。但当时，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等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学子心目中的偶像，他们的模范事迹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子里。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理想的我，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父母也非常支持我的想法。
1974年9月，我报名加入到新洲县教育系统的知青点，即新集公社道观湖大队。但几个月后，可能与乡下条件比较艰苦有关，我常常觉得肝区疼痛，乏力，不得不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肝功能异常，转氨酶明显升高。当时的诊断是“肝炎”，现在想起来，应该可能是慢性胆囊炎，病情拖了一年多。肝功能正常后，仍然休息不好或劳累就会肝区隐痛、胃脘胀满、疲乏。只好返回武汉诊疗，先后吃了近200副中药，才逐渐改善。这也是我要学医的原因之一。
虽然在武汉治病，住在姐姐们的工厂宿舍，心里却惦记着知青点。因为不断有消息传来，有的同学入了党，有的当上了先进。想到别人都在做贡献，自己却躲在家里，就一个人悄悄流泪，恨自己不争气；有时候梦到了知青点的战友，大家一起战天斗地。我自己在家里自学《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医师针灸手册》，一是了解自己的病情，二是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
1976年春节一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知青点。带上12瓶精制的糖膏，是给我治病的蒋老中医帮我配方和教我熬膏的方法，我和姐姐们春节在家时制作的。记得当初到合作社收集了5个猪胆，还配有三斤蜂蜜、一斤冰糖。没想到，这些药膏在知青点的自然环境中放了七八个月，只要肝区不适就取一勺子冲服，立竿见影。
这一次，是三个姐姐送我去的，她们都已经回城上班了。一下车，姐姐们就分别带队姜老师和大队书记汇报了我的情况，和希望当一名赤脚医生的想法。尤其是二姐，不但人长得漂亮，又能说会道，相信对我的工作安排起了重要作用。
她们走后，我又到宿舍找到姜老师，详细汇报了自己近一年的治病情况和盼望回知青点的心情，动情之处，几度哽咽。姜老师告诉我，大队刚好需要一名赤脚医生，他再跟书记商量商量。就这样，我的愿望实现了。
当上赤脚医生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落实疟疾的预防任务。这个工作往年也做过，需要每一个患过疟疾的病人要在夏天到来之前服用氯喹2天，伯氨奎宁6天。但患者依从性不高，服药不规范，预防效果不佳。我是个认真的人，明确了问题所在，就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服不走。
道观湖大队供17个小队，另有4个小农场分布在4个不同的山头。我每天早上6点钟不到就起来烧开水，然后背着药箱，拎着开水瓶和水杯出发，早中晚就挨家挨户送药到家，出工之时送药到田间地头。第一天还顺利，第二天开始就有人不愿意服药，因为有了呕心、乏力的副反应。我就带一瓶维生素B6，帮助缓解症状并鼓励患者坚持用药。对于服药3天症状特别明显的患者，说服他们吃药往往得半个多小时，但我决不放弃。那些一起出工的村民也过来帮忙劝说，让我十分感激。
期间又有新发病的患者，也需要落实治疗。就这样，从早到晚，从春季到秋季，每一个病人都落实了预防和治疗的任务。有时候村民还来要求半夜出诊，一次背着药箱摔得遍体鳞伤，因为道路坑坑洼洼，凸凹不平。值得欣慰的是，当年的疟疾发病率就明显降低，全大队只有少数个别人发病。
在送药过程中，还帮着解决他们的一些小病小痛，如注射青霉素（从不做皮试）、链霉素（结核病患者），用注射用水冲洗青霉素瓶子后的药水点眼睛、针灸治疗头身疼痛，也挖一些草药如蒲公英、鱼腥草、车前草、半边脸等，为村民们疗疾。那时候，我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每次一到道观街，就有一群小朋友跟在我后面喊：樊医生来了，樊医生来了。我似乎真正地成了“春苗”和“红雨”，成了“最可爱的人”。
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了中国消除疟疾，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据我所知，到1979年，我国的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大幅降低了。我想，这与千千万万个赤脚医生的努力密切相关，我有幸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图1 我国消灭疟疾的世界卫生组织证书
自那以后，我就相信：人有付出，终有回报。因为这一点成绩，我多次被评为知青代表，出席县、地、省的表彰大会及卫生工作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次，一是出席湖北省卫生及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时间是1976年10月，先从武汉南湖乘飞机到达宜昌，然后乘大巴参观恩施、天门等地的几个赤脚医生站（大小车辆几十部），最后回到武汉洪山宾馆开会。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不知道是否因为新洲县的代表只有县革委会副主任、卫生局长和我三个人的原因。开会期间，我谨记父母的教导“少说话，多学习”。记得在恩施时，住的是学校教室，打的地铺，盖着花色不一的被服。一位黄冈的女代表第二天说：这个小姑娘，白天一声不吭，晚上梦话不断。
图2 出席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
那次，只有我们十几个赤脚医生参会，但整个会议有大几百人。我的母校湖北中医学院的老书记也参加了会议，没想到他对我记忆还很深，上大学后碰见我总是热情地打招呼。
还有一次，是湖北音乐学院到道观湖开门办学。他们在村民家采访时，听说了我的事迹，连忙到知青点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作报告。学院军宣队领导也专程赶来，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指示师生连夜创作了一个短剧在当地巡回演出，对我的影响很大。事后，我的哥哥说：那可是厅级干部，你紧张不紧张？我说，一点都不紧张，人家挺和蔼的。
回报不仅仅是这些，当年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也落到了我的身上。我还算有自知之明，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也是因为不好意思。那年的指标比较多，知青点有三位被推荐上学，另外则招工进城，1974届高中生只剩下我一人，再就是1975、1976届的，大家亲切地叫我“樊大姐”了。
197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上半年刮来一阵风，要树立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知青干事找我谈话，你是知青点的老模范，应该积极带头，每个公社至少一个。我觉得，自己获得了那么多荣誉，也是义不容辞。
过了几天，公社的知青大会就宣布，自愿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有我。还有没有其他人，我就不记得了。会议结束后，两个战友就过来问我：你真的打算一辈子不回城吗？记得我当时想了好一阵子，才回答“愿意。”
其实，这并非我的本意。因为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两年，自己没有经过一天的专业培训，知识水平与真正的医生差距很大，心里很是忐忑。我也跟带教老师和知青领导说过，想上大学进一步深造。而且上次让出名额后，知青干事答应我，1977年一定推荐我上大学。
那年7月1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但没想到，打倒“四人帮”后国家出现了改革开放，我也跟随时代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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