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中国中医药报》刊载了尹常健学兄的大作“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该文是沈自尹院士 “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模式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仝小林院士“以证为基，以症为靶，以病为参，以因为据，是提高疗效的关键”的类似提法。当然，仝小林院士还提出了“态靶辨证”的诊疗模式，并进行了大量的推广应用研究。这主要是因为自195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分型辨证”体系遇到了较多的临床挑战，以及它在规范化、客观化研究过程中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
尹常健学兄认为，当前中医临床研究应该与时俱进。第一，必须正视中医当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面对和诊疗西医疾病这一现实，而中医理论和技术体系是为中医病证而建立的，这就带来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双重困惑，应该说中医学术发展的一切障碍皆源于此，并无其他。第二，中医西医都姓医，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应、相关、重叠和背离四层关系，这也是中医为什么也能治西医病的真正原因和唯一答案，同时因为存在背离所以中医必须创新，为适应中医治疗目标的这一現实转换就必须对中医理论与现代临床进行有效衔接。第三，进行理论创新，突破辨证论治的单一模式，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临证体系，形成识病、辨证、对症的诊治链条，才能实现病证症多重改善的疗效目标，也许这才是中医临床研究的真正的可行路径。
下面是他的简介：
尹常健（1950-），山东省临朐人。1974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现山东大学医学院），分配至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工作，师承著名肝病专家王文正教授。现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全国第四、第五批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他对中医肝病临床研究的方向与目标，研究思路与方法，中医药的作用目标、作用领域、作用途径、作用机制、疗效定位、疗效评估、规范用药等，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如：在国内外首先提出中医药治疗乙型肝炎的主要作用领域为抗肝损伤、抗肝纤维化、抗肝脏脂肪变性、调节免疫失衡和改善症状与体征；提出建立科学统一的疗效评估标准；建立中医对症治疗框架，建构新的中医理论体系；提出中医药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等现代医学疾病应当既坚持辨证论治，又借鉴现代医学的新成果、新理念，更要结合个人的经验，使中医治疗既对“证”，又对“病”，既体现宏观调控，又反映具体针对，力求达到医者与患者共同期盼的证与客观指标的同步改善；提出明确中医药治疗肝病的作用目标即主导治疗、辅助治疗和善后治疗，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疗原则与方法，以求达到最佳效果，只有明确这三大目标才能方向明确、思路清晰、少走弯路，真正提高疗效。
他提出中西医结合势在必行，对肝病领域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基础、实践依据、主要领域、基本方法、科学使命等进行系统探索和全面阐述，提出了中西医在“肝”与“肝脏”解剖位置的一致性、生理功能的相近性和病理变化的相关性；提出了中医药肝病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丰富的经验积累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宏观辨证与微观辨治相结合、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基本方法；提出了中西医结合肝病研究必须实现理论互融、实践渗透和构建中西医结合双重诊疗体系的三大目标等。
他先后参加国家“七五”、“八五”肝病攻关课题，主持山东省“十五”、“十一五”中医药攻关课题和重大疾病项目，其中：“柔肝抑纤饮防治肝纤维化作用机制研究”“慢性肝炎中医辨证规律与超声直方图相关因素的研究”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肝胆病研究”“康立特护肝胶囊的研制”“乙肝祛毒片治疗ASC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肝损伤辨病专方的疗效机制研究”等课题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中药复方抗丙肝一号治疗丙型肝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肝荣汤治疗慢活肝的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获山东省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肝病用药十讲》获山东省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山东省重大疾病课题“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的规范化治疗方案的研究”获山东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慢性丙型肝炎中医证候规律及中西医结合”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杞鳅肾功能食品研究”获山东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此外，先后研制了“抗脂肪肝颗粒”、“降酶I号”、“乙肝祛毒片”等系列制剂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他先后出版了《肝胆病中医研究》《肝病用药十讲》《中医随想录》《尹常健学术文集》《尹常健处方手迹选》《肝病临证十法》等个人学术专著，主编了《名医处方手迹》、《腹水与临床》，参编了《新编乙型肝炎学》《肝癌》《中医内科学》《肠道病学》《中医养生法》《实用中医保健学》等著作。
附尹常健：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
当前，中医临证针对的目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由单纯的中医病证全面转换到西医疾病，疗效目标也由单纯中医“证”的好转和康复转变为在此基础上的西医“病”的改善和向愈，即实现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双重改善。有学者统计，2010-2012年《中医杂志》刊载的351篇临床研究论文，用西医病名者326篇（94.77%），充分印证了这一现象。由于传统中医临证理论和技术体系是为中医病证而设立的，所以这一现状就为中医现代临证带来了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双重困惑，成为中医学术创新发展的巨大障碍。笔者认为，应对这一困境和挑战，首先应该在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临床之间搭建起对接互融与合理渗透的学术桥梁，突破现有的辨证论治的单一临证模式，建构起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方能适应现代中医临床的实际需求，而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厘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的四层关系
厘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的关系是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一般而言，二者存在以下四种关系。
1. 真切对应
真切对应是指许多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在病因归属、病程规律、临床表现（证候）、诊疗理念、预后判定及生活调养等方面的认识与论述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如中医鼓胀与西医肝硬化腹水、哮喘与喘息性支气管炎、肝痈与肝脓疡、痢疾与菌痢、狐惑与贝赫切特综合征等，在以上述及的多个方面都是一致或趋同的，也都是真切对应的。
以鼓胀与肝硬化腹水为例，中医病因为黄疸未愈（杂气或疫毒所致）、酗酒无度、虫毒、癥积，西医病因为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血吸虫、特发性门脉高压（主要症状为脾大），两者几乎完全一致；其临床表现的中医表述为“腹胀大、腹筋起、色苍黄”，西医表述为“腹水征、胸腹壁静脉曲张、黄疸”，二者十分趋同；其治疗方案上，中西医都以利水为主或兼以利胆退黄、止血，两者亦颇相近；其预后判定方面，中医认为出现“连忘惊狂、吐衄并作、发热、脐心突出、利后腹胀急”等证候则绝难治，西医认为发生“肝性脑病、出血、脐疝、感染和顽固性腹水”则预后不佳，二者几乎完全相同；对于生活调养，中西医都主张少盐、戒酒、静卧休息等，更是毫无二致，都表现出真切的对应性。
2. 密切相关
某些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即某一病证常发生于某一疾病又不仅仅发生于此病。如黄疸与肝炎、胃痛与胃炎、咳嗽与支气管炎等均是密切相关的，但又不是单独对应的。黄疸不仅可以见于肝炎，还可发生于胆石症、肝癌、胰腺癌等；胃痛不仅发生于胃炎，还可见于溃疡病、胃癌等；咳嗽不仅见于支气管炎，还可发生于感冒、肺癌及支气管扩张等。这些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密切相关的关系。
3. 重叠交叉
重叠交叉是指临床上常会出现“一证”与“多病”重叠，或“一病”与“多证”交叉的现象。如胁痛一证可与肝炎、胆石症、胆囊炎等病重叠发生，而肝硬化又可同时表现为黄疸、鼓胀、水肿等多种中医病证。这种重叠交叉现象，反映了中医“证”与西医“病”之间复杂密切的内在关联。
4. 某些背离
所谓某些背离是指临床上有时出现的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的背离现象，即某些已经明确诊断的西医疾病，临床上却无任何中医证候。如部分高血压和脂肪肝患者常常并无任何症状与证候可见，部分早期肝硬化患者发病也甚为隐匿，临床上并无病态表现，这就是所谓“有病而无证”；临床上还有一种现象，患者虽然有某些症状，如恶心欲呕、腹胀、乏力等，而各项理化检查结果却完全正常，是谓“有证而无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的这种背离，特别是“有病而无证”使辨证无所遵循，给中医临证带来很大困难。
厘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的四层关系，才能在临证时思路清晰、取舍得当、辨证精准，也才能取得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双重疗效。
二、实现传统辨证论治体系与现代临床的有效衔接
实现传统辨证论治体系与现代临床的有效衔接与合理渗透是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的重要前提和保证，而完成这一目标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 将现代理化检测作为望闻问切的重要延伸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中医诊法的核心要素，是中医临证的重要环节，这对于中医病证辨治而言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但现代医学疾病的诊断是建立在物理查体和大量相关的理化检测结果之上的，如生化、免疫、病原、影像等检测。这些结果既是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也是疗效判定的重要标准，但却是望闻问切所无法获取的。如对于一个黄疸患者，四诊可以使医生知晓黄疸深浅和表现特征，而理化检测能帮助明确结石阻塞、肝脏损伤、肿瘤所致等不同的具体病因和发生部位及程度轻重，成为望闻问切的有效延伸。这使医生在宏观辨识的同时增添了更为精准的微观认知，这种宏观辨证和微观认知的结合则可使辨证更为精准。比如在对胁痛和黄疸的证治理念上，除了理气活血和清热利湿，还可结合肿瘤拮抗、结石溶排、炎症消解等理念和方法，当然这些都是在不违背辨证论治的原则下进行的。这样使治疗既有宏观调控，又有具体针对，就可能既有主观症状的改善，又有客观指标的好转与复常，从而更有望取得整体疗效与局部疗效的双重效应。
2. 将现代临床诊断作为中医病证辨识的必要深化
病证辨识是辨证论治的首要环节，“有是证，用是药”是中医证治的不二法则，而对于现代中医临证所必须面对的西医疾病而言，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疾病诊断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如病原学诊断、病理学诊断、临床诊断等，可清楚地知悉病因、部位、性质、程度、病期及预后等，从而据此确定治疗方案、选择方法与药物，这实际上是对辨证论治过程的必要深化。西医疾病与中医病证的双重诊断使医生进一步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明确在疾病的不同阶段中医证治应发挥的主导、辅助、善后等不同作用，有助于确定用药剂量、确定疗程长短、选择调方时机、规定停药标准及选择适宜剂型等。这样不但能体现中医“证”的个体化诊疗特色，又符合西医“病”证治的普适规律，达到特色与规范的和谐与统一。
3. 将现代药理学结论作为中药性味功效的有益补充
传统中药应用以性味归经、功效主治为依据，以君臣佐使为原则进行方剂配伍。方剂不是单味药效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医药整体取效、相关奏效、中介调节三大要素的充分体现。方剂配伍原则充分顾及了药物之间的协同、反佐、增效、纠偏、减毒等相互作用，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应当成为中医临证始终遵循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对西医疾病证治而言，还需要熟悉每一味中药的现代药理学结论，并将其作为中药性味功效的有益补充。可在不违背辨证论治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选用对某些病变实质有药效作用的药物，以适应西医疾病某些环节治疗的需要。如选用具有抗炎护肝作用的中药治疗肝脏炎症，选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中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选用保护胃黏膜作用的中药治疗胃炎等，这样既可收到较好的整体疗效，对具体病变又有较强的针对性，也使中药的适应范围更为广泛。
4. 将现代中药毒理学结论作为传统中药毒性与配伍禁忌的深层完善
中药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历来受到医药学家的重视，在历代本草和中药学著作中都有对每一味中药是否有毒及毒性大小的专门标识，并介绍了如何通过炮制、剂量调控及配伍禁忌等措施减少或祛除毒性，以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同时，现代中药毒理学对有毒中药脏器损害的机理和后果也有明确结论，这就要求医生既要重视传统中药毒性，也要避免或慎用现代中药毒理学结论证实具有脏器损伤的药物，并将其作为“十八反”“十九畏”配伍禁忌要求的深层次完善。
三、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
1. 以病为指向
以病为指向是指中医临证时将已经或即将明确诊断的西医疾病作为初始和最终的总体指向，并将这一疾病的整体规律、阶段特征、环节需求与中医病证归属、证候分布、证治法则等进行合理对接，依据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确定中医药介入的时间节点和参与方式，明确中医药对这一疾病的治疗所能发挥的治疗作用（直接治疗作用或间接治疗作用）、协同作用（增效或减毒）、预防作用（防止疾病发生或阻止病情复发）、善后作用（巩固疗效或防止复发或延缓复发时间）等，从而采取主导治疗（单用或以中医药为主）、辅助治疗（中医药辅助和配合）、善后治疗等不同的治疗策略。
从具体方法而论，在以疾病为指向的前提下，因疾病发病方式和表现的差异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疾病不同阶段表现出相应的中医证候，成为辨证论治的证候依据，随着疾病的变化与演进，证候也会随之而异，治法方药亦随之而变，体现出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也更适宜于疾病阶段性治疗的需要；二是有些疾病发病隐匿，虽诊断明确，却无证可辨，就需舍证从病，以疾病本身为靶点，以病因、病变实质、演进规律及相应的异常检测指标为依据，结合中医药治疗的作用特点，并适当参考某些方药的药理学研究结论，拟定针对病变实质的治法与方药，使目标集中、靶点明确。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针对某些疾病的专方专药和中成药多循此路径研制而成。如脂肪肝可由高脂血症引起，发病后可有肝损伤，临床上可能无任何证候可见，就可选用具有调节血脂和护肝作用的中药组成相对固定的方药和制剂进行治疗，实践证明这一思路和方法是可行并有效的。
2. 以证为目标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模式，证是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因、病机、病位、性质、邪正关系等，而证候作为病像、病态、病势等外在表现也就成为立法组方的主要依据和中医临证的针对目标。
以证为目标就是依据疾病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证候分布规律，确定相对固定的中医证型，包括相应的主证、次证、兼证及舌象脉象等内容。主证是证候本质的反映，应确定其量的标准，包括主证本身程度的定量及几个主证相加总和的定量，次证也应划定一个量的范围，这样证型就有了证的定性和定量，再采用同步测试和相关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索“证”与病变实质及相关检测指标的内在联系，使证型既有质的指标，又有量的分析，最大限度地克服辨证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形成与临床实际相吻合的证治框架。中医证候与疾病进展和程度往往有较强的对应性，因此，准确的辨证论治不仅可以使证候得以消除，还可获得病变实质及相关检测指标的双重改善。
3. 以症为靶点
疾病的某些阶段和环节有时会出现某个或数个突出的症状和体征，成为患者主要痛苦所在，甚至成为中医证治的主要矛盾，如疼痛、胀满、纳呆、失眠、出血、水肿、发热等。中医临证应以症为靶点进行对症治疗，既可审因识机、辨证论治，亦可选用直接针对症状的具有止痛、止血、消肿、消胀、消食、安神等作用的方药，以减轻症状、解除痛苦，为疾病向愈创造必要的身体条件。
20世纪70年代曾有学者指出：有时主观症状疗效比客观指标疗效更加重要，因为前者是对人稳态调节的贡献度，后者可能仅仅表明药物对抗机体的直接干预作用。这一论述从另一角度阐释了对症治疗的重要性。
建构起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形成“识病、辨证、对症”的完整的证治链条，使中医临证既有西医“病”的明确指向，又有中医“证”的具体针对，且兼顾“症”的缓解消除，实现“病、证、症”多重改善的疗效目标，可使中医临证体系不断得到创新和完善，更能适应现代中医临床的客观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的临床贡献度并促进中医学术的进步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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