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余卫业。1960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市，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副院长。
口述时间：2024 年 8 月 13 日；口述地点：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壹
深圳市传染病医院选址于罗湖区布心村大头岭的一片山坡上。报到完以后，医院给我分配的工号是002。入职没多久，我们就作为医院的首批筹建成员，负责监督施工队的工作质量，同时处理各种繁琐的手续，确保医院能够顺利建成。
见证医院在荒坡上崛起
1984年1月，我怀揣着分配证，满怀期待地走进了深圳市卫生局人事科。在那里，我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了正在筹备中的深圳市传染病医院。令人惊喜的是，包括邓永聪在内的几位同窗挚友也被派到了同一个地方，于是我们相约同行，带着青春的朝气和对未来的憧憬，一同前往报到。
彼时的深圳，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果说罗湖区是这座城市的核心，那么福田区在那时仍旧是一片未被开发的旷野，而通往南山的道路则是蜿蜒曲折的泥泞小径，在小径上举目四望，难得见到一栋高楼，满眼尽是郁郁葱葱。
深圳市传染病医院选址于罗湖区布心村大头岭的一片山坡上。报到完以后，医院给我分配的工号是002。入职没多久，我们就作为医院的首批筹建成员，负责监督施工队的工作质量，同时处理各种繁琐的手续，确保医院能够顺利建成。
那个时期，工地周围荒无人烟，生活设施极度匮乏，甚至连最基本的饮食起居都成了难题。每当到了饭点， 我们不得不骑行到几公里外的人民医院就餐。随着医院食堂的落成，在没有专业厨师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轮流做饭的方式来解决用餐问题。
然而，由于当时没有燃气，我们只能手持柴刀，深入梧桐山林间砍伐木柴，捡拾干枯的松叶，用这些材料生火做饭。
餐食尚能“自力更生”，但住宿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工地上的一个小配电房成为了我和邓永聪临时的栖身之所，我们在那里打了大半年的地铺。深圳夏季的雷雨异常频繁，每当夜幕降临，电闪雷鸣之时，我们便蜷缩在配电箱旁，感受着每一次闪电带来的震撼，有时甚至被迫逃出配电房，寻找更安全的地方躲避。
东湖医院全面对外开诊
在工地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后，医院为我们这批年轻的医生制定了培养计划，我被派遣到人民医院工作。在那个年代，疟疾是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打摆子”，而患者群体主要是以建筑工人居多。我清晰地记得，在很多个夜晚，总是有一辆大卡车停靠在医院的门前，从车上下来的是疲惫而且身患病痛的工人。
在人民医院工作期间，通过参与对传染病患者的诊疗工作，我不仅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还对各类传染病的诊断与治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随着东湖医院的各项基础设施——门诊楼、附属楼、宿舍等逐一完工，医院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开业筹备阶段。1985年3月，深圳市传染病医院终于迎来了它的开诊之日，我也随着医院的正式运营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在医院初创时，病人很少，并且我们接诊的患者也并非单一的传染病病种。直至 1985年3月，医院才迎来了第一批结核病患者。然而，当时医院不管是硬件设施设备还是临床诊疗技术与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边实践一边摸索研究，摸着石头过河。
贰
如今，深圳结核病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四十（包括流动人口），而深圳户籍人口的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十，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防控水平。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三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钻研创新结核诊疗方式
考虑到传染病防治专业的发展，1986年开始，医院陆续安排我们分批去各地进修，我被派到北京胸科医院，主要进修学习结核病方面的知识。在北京中华医学会礼堂，有一节关于胸膜炎的课，竟然有1500人去听课，这让我大为震惊，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从事结核领域的学习研究，要知道当时在深圳这类医生屈指可数。
9个月后，当我从北京完成进修回到深圳时，已经对结核病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北京的学习经历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更让我意识到，要在医学领域取得成就，就必须不断钻研与探索。
那时，医院只有一台X光机作为主要的大型设备，其余的都是一些基本的医疗仪器，只能进行简单的检测工作。尤其是对于结核病的诊断，我们只能依赖于传统的咳痰培养结核杆菌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至少四十天的时间来确定患者的痰液中是否存在结核杆菌，诊断效率非常低。
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对结核病研究的深入，我的诊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面对困难，我总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法。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反复遭受肺大泡破裂引发气胸折磨的结核病患者。面对这一棘手的情况，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最终设计了一种创新的治疗方法：通过两个管道将滑石粉喷入患者的肺部，让胸腔的脏层和壁层粘连在一起，从而防止肺大泡破裂，减少气胸的发生，这个方法让患者很快脱离了病痛的折磨。我当时将这项技术命名为“胸腔闭锁术”。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结核病的防治、临床及管理工作，对常见肺结核及非典型分枝杆菌感染，特别是对耐药结核、难治性结核及合并其他疾病（如 HIV/AIDS）等有深入的研究，也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和荣誉，曾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奖、广东省科技进步奖、深圳市科技进步奖等等。
开展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研究
除了专注于结核病的研究之外，我还是全国最早涉足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研究领域的专家之一。
大约在2010年前后，艾滋病在部分地区蔓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这些艾滋病患者中，由于免疫力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因合并结核病而去世。
我受国家疾控中心临床中心的邀请，为这些患者进行诊疗，拍摄X光片以检查他们的肺部状况，并进一步研究艾滋病与结核病的关联性。此次研究不仅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还为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诊疗指明了方向。基于这一项目的贡献，我荣获了国家预防医学会颁发的三等奖。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深圳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东湖医院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一批批优秀的医疗人才加盟，医院在肝病和结核病的诊断与治疗方面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声誉。
如今，深圳结核病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四十（包括流动人口），而深圳户籍人口的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十，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防控水平。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三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叁
在整个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东湖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展现出了非凡的团结精神，而后勤团队也是全力以赴，几乎没有人退缩。非典的经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后勤保障不仅是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疫情防控不可或缺的一环。
推动后勤工作规范化管理
1995年，我开始担任东湖医院副院长一职，分管后勤和行政及工会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医院早年收纳了一批来自砖厂的安置工人。这些工人由于年龄偏大且文化程度不高，大多被安排在后勤岗位上。然而，由于传染病医院对专业性的高要求，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胜任相应的工作，导致医院后勤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
我意识到，要改善这一状况，必须采取措施。引进专业的外包公司来承担这些后勤职能，成为了最为可行的方案。当这一设想提出后，得到了医院领导班子的全力支持。随后，我积极推动这一计划的实施，逐步将医院的保洁、餐饮、安保等工作交由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并且确保这些外包人员接受了必要的传染病防控培训。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后勤队伍的专业能力和稳定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医院的后勤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也随之大幅提高。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医院的整体运作效率，更为日后抗击非典疫情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后勤保障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
2003年初春，医院正在进行院服的招标工作，最终宁波的一家知名服装企业雅戈尔中标。作为副院长，我与医院工会副主席以及一名工作人员前往宁波，对该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并监督院服的生产进度。
当时深圳正处非典疫情暴发初期，深圳的口罩供应已经十分紧张。一些医院正是因为缺少口罩，导致医务人员被感染。鉴于此，我当即做出决定：采购宁波当地所有可购得的口罩。我指示随行的两位同事立即联系当地商家，洽谈口罩的采购事宜，并在最短时间内通过空运将几万只口罩送往深圳，解决了医院的燃眉之急。
处理完口罩事宜后，我迅速赶回深圳。此时，疫情的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医院的医务人员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们需要24小时坚守岗位，且没有轮班休息的机会。为了确保医护人员的健康与安全，我深知必须从后勤保障上下功夫，于是，我又第一时间联系深圳本地的服装厂，为医务人员加急制作了几千件一次性的隔离衣。
此外，考虑到他们极大的工作强度，要想继续坚守岗位，在饮食上加强营养以增强医务人员的抵抗力，显得十分必要。此后的日子，他们每个人的饭桌上，都多了一份牛奶和靓汤。
在整个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东湖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展现出了非凡的团结精神，而后勤团队也是全力以赴，几乎没有人退缩。非典的经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后勤保障不仅是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疫情防控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院新址以“深圳速度”如期落成
东湖医院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实现了住院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非典过后，医院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东湖医院正式更名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并启动了迁址重建的重大项目。
市领导专门前来调研，经过仔细考量后，决定将新址选在布吉。选择布吉作为新址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布吉位于深圳东西狭长地带的相对中心位置，便于服务更多的市民；二是需要一块面积较大的土地，同时要确保医院距离居民区足够远，以降低传染病扩散的风险。
医院领导班子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决定按照现代传染病医院的标准来建设一所全新的医院。
用于医院重建的财政拨款下达后，项目招标、医院设计、建设规划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并以“深圳速度”如期落成。2010年12月26日，医院启动整体搬迁。虽然在搬迁之前，我已经因为岗位调整去了其他单位，没能亲眼见证开业典礼，但这些年也一直从未停止对三院的关注。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发展历程，无疑是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无数三院人共同努力奋斗的见证。短短几十年间，三院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在行业内地位不断提升，其影响力也逐渐扩展至全国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三院人都有着自己的收获与成长。
展望未来，我希望通过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中心这一平台，三院能进一步提升在科研与教学领域的领先地位，为深圳市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医疗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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