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医翻译家李照国先生曾经谈到“中西医结合”的英译[牛喘月.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从“中西医结合”之名的英语翻译谈起. 中西医结合学报，2005（4）：329-333]，他是这样说的：

粗粗一看，也许有人觉得“中西医结合”这个名称似乎并不是很难翻译。“中医”现在一般译作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西医”自然是Western medicine或modern medicine，“结合”当然要译为combine了。这样组合起来不就可以了吗？难道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个见解其实也是不错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在实际翻译中还是引发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结合”一词的翻译上，一般人很自然地将“结合”翻译成combine，而且也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然而如果我们翻一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的《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便会发现其对“结合”的翻译并不是combine，而是integrate。“中西医结合”被译为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这就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争议。

争论的焦点自然是在combine和integrate 两个词的用法上。在英语语言中，combine 的意思是cause things to join or mix together to form a whole，即使物件结合或混合形成一个整体，如Combine the eggs with a little flour and heat the mixture gently.其意思是说把鸡蛋和少量面粉调匀，用文火加热。integrate的意思是combine something in such a way that it becomes fully a part of something else，即将某事物与另一事物结合起来，使其完全成为另一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combine 的意思是二者的结合，而integrate的意思则是合二为一。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将中西医结合之“结合”译为integrate不符合中西医结合的实际。从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来看，所谓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个“结合”显然是combine而不是integrate。所以认为将“中西医结合”译作combin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才符合中西医结合的实际。

这个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体系。二者在疾病的防治中联合使用是可能的，但二者合二为一显然是不可能的。多年来的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和临床探索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将中西医合二为一，这的确是不可能的。所以那种认为应该将“中西医结合”译作combin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才符合中西医结合的实际的看法，听起来的确有道理。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西医结合”的原始涵义。“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毛泽东主席1956年“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讲话之后，在我国医药界逐步约定俗成的。随后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对“中西医结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中西医结合”指的是吸取了中医和西医的精华而创建的另外一种医学体系，即所谓的中国第三医学，其他两种医学分别是中医和西医。

应当指出，“中西医结合”由方针政策到医学科学概念的过渡，是一个极为复杂和严肃的医学科学问题，最终能否按照人们的初衷而构建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按照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最初对“中西医结合”的阐述和早期医药界对其进行的理论研究，“结合”译作integrate无疑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从当前中西医结合的实际来看，“结合”译作combine似乎更切合实际。孰是孰非似乎还得看“中西医结合”今后的发展方向。

既然“中西医结合”的内涵还有待明确，那么其翻译究竟该如何把握呢？

子木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目前关于新医学的创建问题，医学界和哲学界还在争论之中，定论短期内显然是不会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按照‘中西医结合’的原始涵义翻译为妥。”这样看来“中西医结合”似乎应译作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才较为完整。

可见，“中西医结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翻译）：一种是现实的，即combine，一种是理想的或未来的，即integrate。现实的“中西医结合”就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事实上是“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译为combine再合适不过；理想的或未来的“中西医结合”，就是构建从临床到基础理论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二者是一体化的，而不是“拉郎配”的“中西医拼凑”或“凑合”。

但是，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体系的构建，人们越来越感觉进入到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从最早的“中西医汇通”到“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始终充斥着“非牛非马”的牵强附会，或“贴标签”的意味。后来，人们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发现了一个新名词——不可通约性，才意识到对于两种不同规范（范式）的理论，不可通约性包含三重含义：一是概念、术语和指称的不可通约，新旧范式的交替会有术语或指称上的重叠，但是其意义却不能按照旧的范式去理解；二是标准的不可通约，新旧范式的标准与逻辑不同，所以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就不同；三是世界观的不可通约，库恩认为不同的范式前提下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信仰与世界观。

但随着认识的深化，库恩对于“不可通约性”的认识有一个演变的历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第一次提出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不可比较的或者是不可比较性。即两个相继的范式是不可比较的，但是很明显两个相继的范式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所以，库恩在观念转变的第二阶段，在《回应我的批判者》一文把一开始所阐释的不可通约性概念解释成因为两个范式之间存在着交流障碍。第三阶段，他先把不可通约性解释成为不能完全通约，然后又解释成局部的不可通约性。第四阶段库恩把不可通约性等同于不可翻译性，后来又引入了分类学概念，认为两个语言共同体存在不可翻译性。

结合库恩“不可通约性”，“中西医结合”是否意味着二者的结合只能停留在临床应用层面，即combine而不是integrate？或者说在基础理论层面，传统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两种话语体系的“不可翻译性”难以避免。这正是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所遇到情形，两种医学的概念系统、思维方式、理论形式以及认识论都无法协调，因此创造一种“中西医结合医学”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例如，医学概念“湿热”“肾虚”“瘀血”“痰饮”等仅仅是一组模糊的临床表象而非病理性实体，缺乏可测量、可操作和可检验性；其理论形成仅仅是“天人相应”的猜测、联想，缺乏基于科学发现基础上的假说-检验机制。因此，这样的两种医学——古代医学（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确实存在“不可翻译性”。面对这样的局面，可否让中西医的经验形式统一于现代医学的话语体系，或者说让中医药临床模式（天然药物及其方剂的临床应用）获得国际化的阐释？其实，从陈克恢发现麻黄碱的药理效应，到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抗疟作用，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停止尝试。

但即使从临床层面看，我们的中西医结合也应该是integrate而不是combine。为什么？因为combine是联合的意思，有点象把这个东西接在另一个东西上，译成“混合”更为合适；而integrate是使完整的意思，即两种医学融为一个整体，统一在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之内。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就可能带来临床上负面效应：不是相辅相成，而是相互拮抗；不是1+1>2，而是1+1<1。例如肿瘤患者，由于求生的欲望，多数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有资料表明60%以上，有的调查接近100%）。如果两种治疗模式各自为政，西医采取放化疗，中医采取“以毒攻毒”，由于毒性的叠加可能导致病人的体质急剧下降，不能最终保证治疗的顺利完成。尤其是，由于肿瘤治疗不同的分期有不同的治疗原则和主要目标，更需要两种治疗方式的密切配合，而不是自以为是。因此，有人提出在专科治疗的基础上中西医结合，才可能获得我们所期望的中西医结合正面效应。

显然，要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正面效应，统一采用现代医学理论的指导，既能克服中西医理论的不可通约性（两种理论融为一体），也可以在实证医学的指导下，努力追求“1+1>2”的临床效应，获得临床-基础双循环的加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