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虽然一向不谙世事，不屑参与人际之争。但一旦进入职场就不由自己选择。你的学历背景，是从门第就决定了你的门派归属。不仅我工作的医院如此，其他医院的情况大概也大同小异。

首先按是中西医划分，中医、西医泾渭分明。

在西医医生眼里，中医近乎于巫医。在业务学习时，他们都是以学术老大自居，对中医医生总是有种不屑的态度。但在某些临床问题的处理上，他们也会谦虚谦虚，推崇一下中医，比如，对抗精神病药物所致的便秘、口干、月经紊乱副反应，他们也会推荐使用中药。

西医医生内部再按学历背景分个三六九等。其中最牛逼的是文革前老牌医科大学毕业的。其次是恢复高考以后的医学院校本科毕业的。他们常常自诩代表着医院最高学术水平。再其次的是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这些人在文革中是幸运儿，但文革结束后，如无特殊才能，就会被渐渐边缘化。还有一类成分比较复杂，他们有的是来自部队的卫生兵，转业到地方之后升级成为医生；有的原来是护士，经过短期进修培训之后晋升为医生；还有个别来历说不清的人，也不知凭什么能耐混成了医生。由于当年医生极缺，执业管理制度又不健全，所以在医生这个行当里，汇聚着各路英雄好汉。

中医主要有两派，通过学徒的方式入行的学徒派和学校毕业的学院派。在临床治疗方面，诊断、用药全部西医化。和西医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医除了给病人开西药，还要开中药。

当时政策也提倡西医生开中药，称为中西医结合，两条腿走路。中西医之间虽属不同流派，但临床上到也能够取长补短，相互合作，各自相安无事。倒是中医学徒派和学院派之间，才是真正的“同行冤家”。两派相互鄙视，互不买账。学院派在理论上瞧不起学徒派，学徒派在临床上又鄙视学院派。其实争得都是些井底之见。如果走出精神科，在各科医生的眼里，精神科是最不足挂齿的小科室。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地方的精神病院不属于卫生系统管辖，而是归属于民政系统，所以经常有人质疑，精神科的那帮家伙是学医的吗？就连本院的护士也常常毫不谦虚的说：“要是自己开业可以，我也会开氯丙嗪药。”

当年湖北中医学院我们一起有三个同学分配到医院。带我们的罗老师是我们的老校友，文革前的老牌大学生。当年医院里正规大学生不多，所以我们就算是医院学院派的代表了。

医院里学徒派的领衔人物非张老先生莫属。张老先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中医。相传他解放前是河南的一个大地主，1949年从河南逃串到湖北被抓入狱。他本难逃被镇压之命运，正巧有位首长的老婆生了一种怪病，整天说神道鬼，满地打滚，没人能治。张老先生闻讯之后毛遂自荐，把那怪病给治好了，立了一大功，因此保住了自己的性命。1957年沙市市政府开办“疯人收容所”，他被从牢里保释出来，做了收容所里唯一的一名医生。以后他的儿子、儿媳、孙子一家十余口都跟他学徒行医，在沙市各个医院都有他的门徒。

张老先生一直工作到85岁去世。在他最后的那几年里，虽然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但仍然有很多人慕名从乡下赶来找他看病。后来医院里专门给他派了一个助手。说是跟他学徒，实际上是帮他把关。他开药时常常会犯迷糊，有时剂量过大，有时一种药开几遍。有一次发生了个很搞笑的乌龙事情，他给一个病人把脉，把着把着自己睡着了。病人发现后很生气，悄悄把手抽出来，拿一把扫帚放进去，然后跑到办公室把院长叫来理论。尽管如此，直到老先生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每天有人慕名前来求医。为此医院将张老先生的两个常用药方“清心汤”和“清心抑气汤”煎成汤药，灌入500毫升的盐水瓶中。许多求医者都提着一大袋药水瓶回家，成了医院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求医者没有失望而归，医院也收益颇丰。两全其美。

除了医生之间的门派之争外，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临床上医护分工明确，医生负责开医嘱，护士负责执行医嘱。医生虽然每天只在查房时和病人接触一会，但对病人用什么药，服多大剂量，要不要约束起来限制行动，能否转到条件好一点轻病房住，何时能够出院等等，都由医生说了算。在病房里，对于不听话、不服从管理的病人，医生会使用一些带有惩罚性的治疗，如加大药量，做电休克，甚至打电针等。医生仿佛掌握病人的生杀大权一般，对病人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因此住院病人都非常惧怕医生。

护士整天要和病人面对面接触，但只能执行医生的医嘱，没有处置病人的权利。当护士和一些不服从管理的病人发生矛盾时，只能向医生报告，要求医生开医嘱处置（惩罚）病人。有些时候医生会不同意护士的请求，拒绝惩罚病人。这时候很容易激起护士的愤怒情绪。他们既会抱怨医生，也可能迁怒于病人，私下里打骂病人。尽管医院对工作人员打骂病人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打骂病人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长期和病人相处，几乎每个工作人员都被病人打过，内心或多或少存在对病人的反感情绪。因此大家对打骂病人行为都比较麻木，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一般不会向上级告发。

我上班不久就开始收治病人。我发现几乎每个病人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令我动容，我十分同情他们，总想尽力帮助他们。我对病人的态度很好，关心他们，对他们喧寒问暖，经常给他们带吃的东西。有时还会带没有逃跑危险的病人到病区外面散散步。

现在听起来这好像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些做法显得有些另类。很多护士们对此十分反感。他们喜欢那些能够把病人治理得服服帖帖听话的医生。这样的医生的病人听话，好管理。特别是当哪个病人冒犯了护士的时候，他们立刻会帮着护士去惩罚病人。

曾有同事好心劝我：“你新来的，还没吃过精神病人的苦头。别对病人这么好，真的不值得。你对他们再好，当他们发了病，不管你是谁，对你出手一点也不会心软。在医院很尊重你，出了院在大街上碰到了理都不会理你。为了病人把同事都得罪了，你以后有得苦头吃的。”我虽然嘴上不服气，说了一通大道理：“病人也是人，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不能欺负和歧视他们。”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会迁就护士的要求，增多了惩罚性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