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是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而写的两首《七律﹒送瘟神》的诗。他以浪漫主义情怀，描述了“六一神州”战天斗地的革命气概：无论瘟神有多么大的神通，也不能抵挡人民的“银锄”和“铁臂”。

诗中，毛泽东主席借助民间崇拜的“瘟神”来指代血吸虫病，最终通过人民的力量战胜了病魔。但是，血吸虫病不等于瘟神，根治它的艰巨任务不可能通过“纸船明烛照天烧”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天人相应”的朦胧认识来解决，主席是深知这一点的。在整个控制血吸虫的过程中，科学认识与综合治理，二者缺一不可。

图1-1是祖籍江西新余的现代艺术大师傅抱石教授所创作的《送瘟神之一诗意图》国画作品。

图1-1  傅抱石国画《送瘟神之一诗意图》 （来自《学习时报》2019年第33期）

（一）控制血吸虫病的基本过程

1949年，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在青浦渡江以后，感染了血吸虫病，引起了上海各级政府的重视。调查发现，当时的青浦已有大量血吸虫感染病人，其中解放军感染率达32.9%，有一个叫任屯村的地方，青壮年感染率高达95%。

1951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专门领导血防工作。1953年国务院下文，令各省、市、县都要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机构。毛泽东即于1955年11月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随即，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1956年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6条明确规定“在七至十二年间消灭血吸虫病”。

罗元生在《<送瘟神>诗中的毛泽东为民情怀》一文（《学习时报》2019年第33期）中介绍：

作为重点疫区，江西余江人大胆提出“苦战二年胜千古”的消灭血吸虫病计划，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当时有人认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日本人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把它消灭，其他国家科学家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弄出好办法，难道共产党赤手空拳就能把血吸虫病消灭掉？

1956年，三万余江蓝田坂人在人们的质疑中开始了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余江百姓顽强地与瘟神作战，并大力兴修水利，填平沟壑，根除血吸虫的滋生地。党和政府派来的医师给百姓诊病，县委第一书记亲自到这里指挥战斗。

图1-2是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看到的《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文中写道：“像这样临近毁灭又恢复了青春的村庄，在余江县疫区几乎每个社都有两三个。这些村庄年年增加人口，年年扩大。”

图1-2  毛主席写作七律《送瘟神》二首所看到的《人民日报》报道（来自《学习时报》2019年第33期）

1958年6月，江西医学院程崇圯教授对《人民日报》记者说：“我在旧社会从事医务工作十六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哪里曾经根除了血吸虫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献里，根本找不到血吸虫病可以消灭这一条。如今我不仅听到了，而且亲眼看到了。”

全国一共有16000余名医护人员、药剂师、流行病学的专家，参与血防斗争。他们上山下乡，战斗在田间地头、战斗在农村旱厕中、战斗在灭螺的水田里。

参与血吸虫病防治的袁鸿昌教授，曾口述过一句话：“流行病的防治，既要有高效动员的人民战争，又要有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牺牲。”这句话，贯穿了新中国抗“疫”的血色长歌。

同时，各类宣传机构在那场以举国之力送“瘟神”的运动中也出了大力。据不完全统计，在1955年以后的20年间，仅中央血防办公室组织拍摄的科教片就有四部，又摄有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各两部。此外，各省、市出版的画册、小说、诗歌、歌曲、连环画、科普读物也浩如烟海。曾任中央血防小组组长的魏文伯同志，还亲笔写下了《送瘟神三字经》以传世：“血吸虫，害人精，粪中卵，要小心。粪入水，卵变形，长毛蚴，钻螺身……新社会，传佳音，党号召，送瘟神。断病源，要认真。搞防护，不可轻，粪管好，肥成金……”至于基层的各防治机构，则以印发资料、巡回放电影、有线广播、墙报、文艺演唱等形式，将宣传工作做到了田间地头和千家万户。

（二）科学认识血吸虫病

如果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控制血吸虫病的制度优越性体现，那么科学认识血吸虫病则是成败得失的理论前提。

血吸虫病的科学认识，主要来自实证研究的成果。一是对病原体的认识，包括其生理特性、生活史、中间宿主、感染过程等等；二是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研究、药理学研究等等；三是流行病学研究。下面，根据教科书内容汇编如下：

血吸虫病是血吸虫寄生于门静脉系统所引起，籍皮肤接触含尾蚴的疫水而感染。主要病变是虫卵沉积于肠道或肝脏等组织而引起的虫卵肉芽肿。急性期有发热、肝肿大与压痛，腹痛、腹泻、便血等，血嗜酸粒细胞显著增多；慢性期以肝脾肿大或慢性腹泻为主要表现；晚期表现主要与肝脏门静脉周围纤维化有关，临床上有巨脾、腹水等。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据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与湖北江陵西汉男尸体内发现血吸虫卵的事实，证明2100余年前我国长江流域已有血吸虫病流行。建国初期调查证明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自治区共373个县（市）流行；钉螺面积达148亿m2；12省区累计查出病人1200多万，其中有症状者约40%、晚期病人约为5%，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查出病牛120多万头。经过30多年的防治，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状况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至1988年止，已有上海、广东、福建两省一市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全国有263个县（市）达到消灭或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有110县（市）仍处于流行状态；全国有螺面积34.6亿m2；查出病人43.5万，急性感染4，441例。但近年来，钉螺面积呈徘徊、增加趋势；急性感染增长，晚期病人不断出现；部分地区流行较严重，疫情回升。血吸虫病的流行态势值得重视。

这里面穿插一个故事（资料来源：中国百年抗疫极简史. https://www.sohu.com /a/ 375328604_117262）。1957年初夏，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在中苏友好大厦，他接见了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中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苏德隆。当时，他问了苏德隆一个问题：“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

面对领袖的提问，苏德隆直教授言不讳：不能。

领袖又问，五年呢？苏德隆再答，也不能。

领袖脸色已经不对，旁边人杵了杵苏德隆。

苏德隆咬了咬牙，吐了十个字：“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

可见，科学指导下的实际效应并非易事。

（三）综合治理血吸虫感染

虽然科学认识是控制疫情的前提，综合治理的过程却是异常艰辛而具体的。下面，我们根据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个环节，来梳理一下现代疫病学是如何控制血吸虫病的。

1. 治愈传染源

血吸虫病的传染源包括患者（不存在隐性感染者、病原携带者）和受感染的动物，因此治愈患病人畜是关键环节。

我们知道，锑剂用于临床已有5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治疗血吸虫病特效药之一。后来有了吡喹酮，才使得血吸虫治疗有了根本性突破。据黄其晶教授在《【改革开放40周年】回眸消灭血吸虫病的峥嵘岁月》一文中介绍：

在最初，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是锑剂，但是，锑剂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一旦发生来不及采取有效抢救可危及生命，是病原治疗的拦路虎，记得当时在青浦城东的一个治疗点，1小时之内连续发生了2例因心律失常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病人，在位于青浦周边的昆山县的一个治疗点，一个月之内也死亡了7、8例病人，引起了老百姓对锑剂治疗的恐惧和紧张。......

1978年中央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在德国参观访问时，发现国外有一种治疗寄生虫的药物----呲喹酮，他把药物的样本带回国后，立即主持召开全国血研会，召集了上海瑞金医院、华山医院、上海寄生虫病院所这几所大的研究机构，组织临床组将呲喹酮作为治疗血吸虫药物进行协作攻关研究，我是临床公关组成员，与攻关组组长徐肇玥教授和魏承慈教授一起在青浦开展这一课题的临床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首先发现治后1-15天毛蚴变化消长规律，这为呲喹酮杀虫机理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后来我发表了题为《呲喹酮治疗日本血吸虫临床观察》一文，得出了呲喹酮对治疗血吸虫病是有效的结论。当新一代抗血吸虫药物呲喹酮在钱信忠部长的领导下研制成功并得以广泛应用，永久的造福血吸虫病患者，昔日治疗血吸虫病的锑剂药物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它的毒性副作用反应的事件也不会再发生了。

可见，治愈传染源的任务是要靠病原学治疗（抗病原体的特效药物）来实现，而巫术或辨证论治（经验医学的对症处理）永远只能有限改善患者的一般情况。

2. 切断传播途径

治愈传染源和保护易感人群是传染病防治的两大要素，但相对于血吸虫病而言，通过疫苗接种保护易感人群的免疫预防策略并未取得成功，主要治理模式是切断传播途径。

人体感染血吸虫是皮肤通过接触含尾蚴的疫水而引起，而虫卵的孵化环节处在中间宿主钉螺之中。因此，治理要点包括：（1）管理病人和感染的动物的排泄物（含血吸虫虫卵的大便）污染水域；（2）杀灭钉螺。这两个任务都非常艰巨。

钉螺生于野外，南方十几个省、市、区面积广阔，地貌复杂，要将其每一寸土地都查遍、“刨翻”，绝非易事。但在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战略部署下，当年的“南中国”，针对不同地貌创造出了结合生产围垦荒洲、堵汊、不围而垦、矮围垦种、筑圩蓄水药浸、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火焰喷杀、药物泥糊和机动喷雾器喷药、拖拉机机耕灭螺等行之有效的方法。 

据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有关资料记载，江西余江县从1956年春至1957年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填旧沟、开新渠、灭钉螺、治病患运动。先后为灭螺填掉旧沟347条，全长19万余米，填土一百多万方，开新沟119条，全长11.6万多米，挖土44万多方；扩大耕地面积532亩，改善灌溉面积1500多亩。他们还用铲草积肥、三光灭螺等多种方法，消灭屋基、墙脚、树蔸、石桥缝中的钉螺。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人民消灭了传染血吸虫病的祸根——钉螺。”

在这场浩大的灭螺战斗中，还有着无数解放军战士的身影。当年所有驻扎在疫区的部队，几乎无一例外参加了那场“战斗”。

当然，医学家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身影也决不可少。1949年，驻沪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正遭受血吸虫病的威胁。苏德隆教授深感自己有责任为此尽力，他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给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提出了自己防治血吸虫病的看法和建议。报告很快得到批复。1949年12月24日兵团司令员宋时伦召集上海医务界领导人士开会，宣布成立"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并委任苏德隆为副秘书长。他积极参加了动员和组织上海、沪宁、沪杭一带广大医务人员投入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不久，感染血吸虫的战士们全部治愈，开赴了抗美援朝前线。

而且，苏教授研究化学灭螺直至去世前从未间断。从实验室的药物筛选至中型试验，以至现场试验，他都亲自参加。他首创了“纸钱法”筛选灭螺药，不仅可获得显示药物毒杀作用的钉螺死亡率，还可得到是接触毒还是呼吸毒，以及药物对钉螺有无驱避作用等项信息。他在20余年中筛选了多种灭螺药物，有效的如砷酸钙、亚砷酸钙、茶子饼等，后来又先后找到杀螺有效、对鱼无毒的乙二胺和尿素。尿素用于鱼塘灭螺不仅对鱼安全无害，而且可以肥鱼。

灭螺必须讲究策略，必须因时、因地制宜。要知道如何制宜必须先研究生态学。通过实验室和现场研究，他判定最适宜于钉螺的温度是13℃，光线强度为3600勒克斯(1x)。他还研究了昼、夜，晴、雨，季节不同时钉螺的变化等钉螺的生态学特性，从而对钉螺在中国分布区域的广度，及对江、湖、河、沟钉螺分布的特异性的解释有了科学的依据。他在江浙现场证实了钉螺的分布服从负二项分布的规律，是以钉螺生态学为基础的聚集性分布。这一钉螺分布的数学模型，经广西、湖南、安徽等地重复观察亦予证实。他的事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