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定安于1922年为《实用细菌学》写序时，赞叹科学之进步，并质疑传统医学“六气”论之荒谬。他认为，传统“邪气”与“妖魔”致病的说法，都应该被时代淘汰。[1]可是，在中医学的知识中，“气”是自然界一切物质生发之基础，人在其中，生长、疾病都离不开它。陆晋笙谓“（天地）既有人类，先由气化，继而形化，父精母血，子孳孙生”，“若夫植物、动物，莫不受天地阴阳之气所化而生”，明确指出“气化”孕育生命之本质，此“化”为动词，代表气是所有物质赖以生长的基础物质。[2]

陆晋笙是江苏人，1913年至上海悬壶济世，对中西医的医疗行为与治法良莠有相当多细腻的观察，且勤于著述，《景景室医稿杂存》由其子刊于1920年，另有一本类似名称之《景景医话》，则由其子、侄一同校刊行世。[3]陆在《以药治病关乎气化说》中指出，中医治病乃依赖气化论诊断和用药：

（人）诞生以后，即吸受五气，得其和平以养生，而又吸受五气，造乎偏颇以成病。病也者，不过寒热有所偏颇、燥湿不得和平耳。天地间金石草木鸟兽鱼虫，亦得四时阴阳之气以生，惟皆偏而不纯，故取以为药，乃偏以治偏之法。……是药之所以能治病者，其原理本乎四时阴阳而来，乃贯天人一致之学，若离乎阴阳之气化而言治病，视人如器物然，纵解剖极细，何能攸往咸宜哉？[4]

陆抨击西医把人视为“器物”，与近代以来某些中医指出的“镜能显微，不能穷变，剖视脏腑，已非原相”的思维大概是一致的[5]，都是对西医的物质文化提出一种反思。当时有不少讨论指向西医治疫无效，“皆不知气化之故也”[6]。当时中西医的论争，大体可以视为自然史观与物质文化史观的论争。现代科学挟物质文化进步之基础，显微镜、实验室、染色方法等技术之进步，已经占据了医学论述的主导权；然而，细菌同时存在于两者之中，它既是自然史的一页，又是物质文化史的一页。但中医于后者无置喙之余地，所以只能在前一部分架空细菌致病说的理论，强调“细菌”属于自然界生物的特性，前述章太炎也大致持此论调。[7]

持相反立场的余云岫则认为：知识水平较差的人，只能求神拜佛，而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还是只能高谈“六气”，对传染病终究没辄。余氏批评一般旧医和社会人士对于传染病的经验和理论，“二千年来，一分一毫也没有进步，实在可笑”[8]。章太炎认为，不一定非要有细菌才能导致传染，人类的血气类似，所以可以互相感应，乃因“气”相传注。[9]温病派沈麟则说：“西医不言气化，以传染病为瘟疫，不知天气为病，亦能传染。如风热咳嗽，其气由鼻入肺，病气相传，西人误以为肺疫，名之曰百斯笃，不知风能生虫，乃气化之常理，风去虫自绝，风不去则久咳成痨，此非地气为病不能杀人。”[10]这是将风、气的影响力提到至高点，虫菌论述只是疾病“副因”。本着“气”（气候、时令）生“菌”的观念，吴锡璜以“病原虫亦必随时令而生”之论[11]，来解释微生物致病说背后的机转，其实仍是气候的因素。[12]时逸人则认为，中医依气候之气来定义、解说的伤寒、温病体系，可补西医病理论述之不足。[13]中医的治疗法，对治疗瘟疫仍具效果，故“气论”仍有其价值。[14]恽铁樵在和西医争夺疾病名称主导权时，还以“季节”作为定名的基准，他说：“现拟暂用《伤寒论》名词及习用名词而详其病候，照《内经》因时定名例，冬曰伤寒，春曰温病，夏至后曰暑温，立秋后曰伏暑。”[15]恽并没有采用细菌学的定义来重新定义病名，显示他对细菌学是不信任的，他说：

质言之，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复次采取西国学理，以生理、解剖、病理、组织各学为最合宜。若微菌学说，则不合用。拙著《伤寒辑义按》中，反对微菌学，谓是先有病而后有菌，不是先有菌而后有病，菌是病原之说，是倒因为果。[16]  

若以病名而论，细菌学的基准更加不可采用，原因是：“中西医学基础不同，外国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此因中西文化不同之故。”[17]他还说，“鄙意以为科学是进步的”，现在之科学，将来会被推翻，为何要急着采用唯一的“细菌”标准呢？[18]吴锡璜说：“六气为病，乃中医最精之学。”[19]“气化”之理论，并非只针对狭义之伤寒或温病，实为中医传染病的基础论述。一个显例是《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依据西医的疾病分类法，以传统中医学论治来梳理西医的传染病，其中论（鼠）疫之因，仍以“气”为主，书中言：

是疫之原因所生，大抵由空气中含有一种异气，亦曰杂气，或人、物中排泄一种不洁之气，吸受而入，遂成是疫。本非专指于鼠，不过以鼠之为物，昼伏夜出，缺见日光，潜居阴秽之地，易染疫气，穴垣穿屋，日历多家，较之他物易于传播耳。方今战事几遍全球，国内用兵亦经多时，马革裹尸，血流成渠，加之去秋大水为灾，入冬地气闭塞，一旦初阳上升，乖戾不正之气，随时皆可感触。[20]

当时中国处于各地军阀混战时期，中医乃以“人事”加上“天时”，推想“气”致病的可能，这在民初是中医沿用的解释疾病法则。[21]

中医以“气化”来概括生物、细菌学之生发理则，似言之成理。但中医的气论放在实际公共卫生的建置上，则显得毫无建树。余云岫批评：“只有经验到‘疫（气）’这个东西和地震、水灾、旱灾等等自然界灾害一样，是不可抗的，只有归到劫数、气运。所以他们公众的防疫办法，除了求天拜地、悬符、打醮而外，还有什么法儿呢？”[22]不过，中医的“气论”也并非毫无变化。在热病方面，民国医者比较少去探究气与“岁运”之关系，而是着眼于西方科学对自然的观察，而提出关于空气中成分的对比与联想，例如恽铁樵言：“同是六、七月之交，山林空气清，中含酸素少；城市空气浊，中含酸素多。湿暍之病，多发于都会人烟稠密之处，因空气为制造此病之源故也。”[23]这类气的论述，其实已着西方“瘴气论”的痕迹。至于更多中西医对气和细菌的争议，还待后文梳理。

[1] 姜白民：《实用细菌学》，序言，第1—2页。

[2] 陆晋笙：《景景室医稿杂存·气化说》，《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1730页。

[3] 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305—306页。陆晋笙：《景景室医稿杂存》，《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1726页。

[4] 陆晋笙：《景景室医稿杂存·以药治病关乎气化说》，《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1730页。

[5] 徐润之编辑：《松龄医铎》，《温州文献丛书·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下册，第449页。

[6] 陈泽东：《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中医公会之投书》，《傅斯年全集》第6册，第315页。

[7]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论微生菌非伤寒热病因》，《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245页。

[8]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24—25页。

[9]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论微生菌非伤寒热病因》，《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245—246页。

[10] 沈麟撰：《温热经解》，收入曹炳章辑：《中国医学大成》，第18册，第2页。

[11] 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172页。

[12] 吴锡璜：《四时感症讲义》，陈影鹤序，第1页。

[13] 时逸人：《中医伤寒与温病》，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编者小言，第1页。

[14] 时逸人：《中医时令病学》，台南：东海出版社，1977年，薛一斋序，第11页。

[15] 恽铁樵：《论医集》，第7页。

[16] 恽铁樵：《论医集》，第2页。

[17]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第93—100页。

[18] 恽铁樵：《论医集》，第4页。

[19] 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148页。

[20] 孔伯华名家研究室整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第10页。

[21] 个别传染病的新说，可参考朱建平主编：《近代中医界重大创新之研究》，特别是第3章。

[22]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23—24页。

[23] 恽铁樵：《温病明理》，《恽铁樵医书四种》，第117—125页。

此节续谈中西医对细菌致病说的争议，首先从西医细菌研究之基石——科学实验这一视角出发。因为中医没有实验室来观察细菌与病理之间的关系，故在中西医对比下相形见绌；不过，日本汉医汤本求真从科学实验的本质出发来批评西医，其所持的言论，与当日中医之论述有相当多的雷同之处。他说，医学乃施于万物之灵的人类身上，可是西医却抱着“科学万能主义”，徒将“试验管视同人体，以动物试验为金科玉律”，把科学实验得来之理论用于至妙不可测的身体，是毫无任何权威可言的。余云岫则写书反批：旧医把“实验”一环取走，其实背后就是怕古代医方一经科学试验就站不住脚，只好闭着眼睛硬干了。[1]余还对汤本的论述进行反驳：“退一步说，就是‘试验管视同人体’，也已经比那全凭空想和人体上经验智识的医生，是进一步的现象。……不曾晓得试验管利弊的人，配不上批评试验管。”[2]亦即中医完全没有这些器具与观察的方法，所以根本不配批评西医与科学。

盖细菌之检验与研究，不得不依赖显微镜、化验方法、试管、培养皿等器具，故可多举中医对西医物质科学的批评言论，来看看当时中西医在这方面的论争。陆士谔通过日本汉医复兴的例子，来反思中医的发展。他谈到“菌”与“炎”的问题，认为只有“认清证据”——此证据指的不是实验室的数据与结果，而是临床观察各种气的消长与症状之发生，及其所透露的身体讯息——才能把握地域与人体的细部差异，不能只信任细菌检验的单一结果、一种治法。[3]不过，余云岫是不理会细菌以外的气或季节因素的，他坚定指出：细菌是一种可以被观察的生物，它也符合生物学“适者生存”的规则，被感染的身体若有环境合于细菌的生存，让细菌可以发挥它的“毒力”，则人必将生病；但如果人体内有“不适合其生存的条件”，细菌当然也就无法活动，发挥“毒力”，在身体内只成了一种寄生物。余云岫批评，这样客观的事实并无法推翻“细菌是传染病主因”的论证。[4]

陆士谔引述《姚名达问病记》谈到，中医并不排斥细菌，也不否认细菌的存在或是它“可厌”的特质，但西医只重视细菌而忽略经脉、气血等联系身体的知识对诊断上的意义，乃舍本逐末之举。[5]当时中医还是认为气的相关论述比较能解释疾病的发生，如吴锡璜解释：“西医之所谓菌，即中国所谓时行之气也。”与时令多在夏秋之间有关，而只要能熟读温热诸书，融会贯通，则皆可应对。反观当时西医治热病多无特效药，仅针对疟疾有金鸡纳霜可“杀菌”，然而，很多人用了此药后下痢不止，产生新的症状，所以“杀菌”的思维值得怀疑。[6]吴认为就算是西医真的透过显微镜看见微生物，但病变是无穷的，杀一菌又变一病，没有实质意义，故不必拘于检查病原法则。[7]余云岫则以中医“只能”看到、观察到外界的表象，没有能力做实验加以分析，批评说：“只晓得疾病所发现的证象，不能再有晓得疾病真面目的学问和技术，明明晓得议病，也是枉费心力，总逃不出‘两脚验方新编’的讥诮。”余认为中医明知自己只有“议药不议病”的下等本事，连“病”的真面目都不知道，却口口声声说中药医病是“治本”，这才真的叫做“一派胡言”。[8]

尚有一则中西医论争的医案，其对西医细菌学与检验、诊断之技术，提出了诸多疑虑。完整记载出自《士谔医话》，作者乃上海陆士谔，一生所著小说不下百余篇，可谓医文双绝。[9]1919至1924年间，陆在松江医寓先后写了十多本医书，这是他注意中医问题，并密集写作医书之始。将要呈现的这则故事的苦主是戈公振（1890—1935），他是民国时“报学”（Journalism）的重要创始者。尝谓“欧美人有不读书者，无不读报者”，大力倡导报纸之社会功能与学术研究，著有《中国报学史》一书[10]。1935年10月22日死于西医之误治，年仅45岁。陆言西医在《新闻报》上刊载了戈氏遗体经红十字会医师剖解之结果，可谓“一身是病”。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死者生前检查不出来呢？陆质疑说：

戈公振百病丛生，除了败血症、腹膜炎之外，还有肺部、胃部、腰部、心脏、头脑，没有一处不是病。不过这许多的病，当戈公振入医院就诊时光，西医要算细心诊察，不曾发现，这就可以明白西医的科学医术，不过如此。[11]

陆批评戈氏之死因是死后解剖才发现的，但是他生前被“乱治”一阵，根本未检查出后来才发现的一堆病灶，借此谓西医科学检验技术不可尽信。后又刊出西医程瀚章对此事的辩解，为此，陆又冷嘲热讽说：程瀚章罗列7种败血症细菌和并发症18种，简直就是“云中捉月，雾里看花”。根据陆所言，戈氏之所以死前、死后之病理检验出入甚大，乃因“细菌”之种类太多了，变化莫测，很难检验。程氏认为，死后病理检验发现之细菌感染，并不能借此来质疑病人（戈氏）死前的诊断。[12]可大略读出，当时中医所攻击西医者，或为民众所不信任者，大概有诊断和检验这两类技术。至于戈氏之死，还有续篇，陆言：

我今日又在《新闻报》上看见一位西医，大谈戈公振的死。说他是病的无关紧要之感冒症。西医所谓感冒症，就是我们中医之暴感风寒、风热罢了。此种病如何会死，就使不延医服药，煎一二付午时茶，吃了也会好的。多谢西医，竟会把他打针开刀，活生生的断送掉一条性命。西医连风寒、风热都不识，风寒、风热都不会治，我真替你们惶恐，替你们汗颜。[13]

陆认为负责诊断与事后评论的众西医谈了这么多的“菌”，但终究还是不知确切的病因为何。像这样质疑细菌学之临床价值的，还有恽铁樵。他认为西医费力去分辨细菌种类，但在临床治疗上无法每一种疾病都这样费时来进行分析。中医不辨细菌，但却能掌握传统“气”的变化在身上所展现的病症，故可对症下药。此即近代中西医在看待细菌对临床治疗效用方面的最大差异。

[1]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11—12页。

[2]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28—29页。

[3] 陆士谔：《士谔医话·日本汉医复兴记》，《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2047—2048页。

[4]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26—27页。

[5] 陆士谔：《士谔医话·姚名达问病记》，《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2050页。

[6] 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96页。

[7] 吴锡璜：《卷二·论戴麟郊五兼十夹》，《中西温热串解》，第40—41页。

[8]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90—91页。

[9] 参考田若虹：《陆士谔年谱》，《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9—138页。以及氏著：《陆士谔小说考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85—333页。

[10]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第1页。

[11] 陆士谔：《士谔医话·西医学术》，《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2084—2085页。

[12] 陆士谔：《士谔医话·西医诊断之露骨透写》，《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2085—2086页。

[13] 陆士谔：《士谔医话·戈公振之死》，《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20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