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名”与“概念”、“生”与“在（存在，是）”的比较 

上篇所说由于中西古希腊期或春秋战国期各自的“百家争鸣”形成了两种文化不同或差异的聚焦点，它们都是在上古文化成果基础上通过名、言、实、理念、修辞、自然原理、自然道理等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分歧、混乱、整合，最终决定了两种后来各自“文化形态”延续的方向、脉络、事实或历史的过程，当然这并非是一种“自身文化的必然真理”，只是一种过去各自文化的终结与起点。我们也称这个年代为“文明轴心时代”。

但到了今天两种文化认识更深层的差异、理解和沟通还很不明朗。当然，100年来中国在对西方文化总体理解和吸收似乎很有限，而当时社会危机与混乱状态，最终以一个马克思理论的引入，而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底层的一部分，但其作为“真理”要获得中国“未来时空环境文化”的存在意义，恐怕就是我们自己在“削足适履”了。

因此，“文化”与“政治思想时代性”作用有着大大的不同，它有着人们自身、环境时空广延性“延深”的功能性、创造性、适应性、经验性连续等等含义，也就是“继往开来”的真正广远“视野”与“深意”，这种深远性意义就在于它依赖着人与自然根本性联系和条件的理解和认识。并在“自然整体”统摄人类的意义下，实现着各种文化的“开创”、“变迁”与“生成”，而不是某些“理论”的统摄性作用。

因此，上篇以“逻各斯”和“道”文化与“自然”的联系性，进行了由此形成中西各自“自然文化”的统摄性。而今天我们理解的“自然科学知识”相对到是狭义的，尽管在今天，“科技”是作为人们认知“自然”的主流意识和手段，但却并非是全面的“自然”了。

为了更多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解，这里是从产生“科学知识”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自然哲学先进行一种大致描述和比较。也就是尽量从一些词语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一点分析和理解其“知识形式”由来。

这里我选出两个词语来考察，“名”与“理念”在各自文化中的一般性说明。这两个词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和中国儒家传统中都具有最高意义的“文化标示”，也就是不同于普通“物名”的“名”或普通“物类”的“普遍概念”意义

中国传统中没有“理念”一词，这是西方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中的定义，相当中国人的“命名”中的“名”，在西方哲学传统和中国传统中，都带有原初“命名”和“一般概念”的由来和标识制作论。“理念”、“概念”、“范畴”在西方差不多都是一个类型的“抽象哲学、理性哲学”的词语，并有着最高层级的“概念性”，这就是“理念”的形成与标识设定意义；而中国最高层级的就是“名”，如“物名”、“道名”、“名位”等等。

比如从“名”的由来、“名位”产生及“名”的作用来说，孔子对“名”赋予了一个重要作用：“名不正则言不顺”，而特别是“名”的形成是上古乃至远古生成，并维护其社会的权威性来说，董仲舒给予了历史逻辑上的论证，即：

“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

以上可以看出，这也是所有宗教化社会对待“宗教经典”“名言”的由来、维护和一定社会文化历史持久性的“信仰”意义原因。这就是对上古“圣人”、“圣子”、“天子”的“圣言”“圣旨”“崇信”和“宗教教化”和“礼制”基本特征等等。但到了老子时代却暗暗产生了新的革命性转化意义，但通常人却完全看不出与董仲舒论调“本质”的不同。如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是“同出而异名”“道常无名”“道隐无名”，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等等，都隐含着“名言”与“道”，“名言”与“真”的“自然哲学”争论。这里“天地”之“名”如何由来，并具有“政治性统治地位”正是其微妙之处的本质不同地方，然而从“文化”来说的确并非毫无“真理”根据与基础。这点最后再说了。

而古希腊柏拉图“理念”基本是“类名”抽象出“一般”的“概念形式”。在海德格尔来看是后期人们抽象对待柏拉图“理念”造成的误解。这也就是一般来说西方人总是以从“归类”开始的建构“概念”的一种抽象方法，以至于“符号化元语言”的数理逻辑关系形成。“科学的逻辑”主是基于“概念或符号单元”联结起来的“逻辑表达式” ，这种创造概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如我们学哲学所说的认识论，不论是西方传统“唯物还是唯心”，“辩证法逻辑”还是“形而上学逻辑”，建立“概念”的方式都是首先是从“特殊性”到“普遍性”抽象出的“概念”、“范畴”等等的“思维形式”或“哲学”，而海德格尔追溯和考察古希腊哲学时，也是对这种“理念”形成之后，逐渐形成西方哲学以“概念逻辑操作”作为获得“真理”的“证明”，从而隐含着蔽而不见“特殊性”真实进行了分析，最典型的算是黑格尔了。因此他说：

“在的一般性是不是类的一般性这样的一般性，这根本就是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已经觉察到此成问题的情况。由此看来，到底个别的在者是不是总能成为这个在的例子，就像橡树成为‘一般的树’的例子那样，始终成问题。在的诸方式（在作为自然，在作为历史）是不是表现为‘在’这个类的‘品种’，这是成问题的。”（81页）

“在”就是西方人经常说的“自然存在”之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传统以“类名”开始，由此抽象出“理念”、“概念”、“普遍性”、“一般性”的“词语”所进行的追溯和提出的问题。换句话说“普遍性、一般性”的含义已经消灭了“原初自然特殊性的真实丰富性”，如果以中国人的思维来类比看，中国的“哲学”中却隐含着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逻辑推导”过程。这在中国自然科学性论说明中再进行论述。不过这里从海德格尔特意举例的“树”的“生物性”中，可以暗示出获得一种看到什么样“物”的印象了。

先不提中西两者“名”与“理念”或“概念范畴”，在当时各自文化内部所进行的争端问题，而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却是具有更本质和更基本文化差异始源性。因为它们都在各自文化历史过程中，作为“名”或“概念”为基础文化的“词语单元”进行“衍生”和 “创造”的“知识形态”，并形成自身“科学”与“发展”的含义。

 “名和概念”的不同，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即“名”和“概念”内部之间关联不同。从古希腊文化开创的历史看，“概念”之间的联系方式，从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形式逻辑到黑格尔改造成的辩证法逻辑，似乎完成了一种“逻辑”上的完备性，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的实质不同是人认知“外在性自然与内在性自然”的“西方哲学”特性一部分，但与中国人“传统辩证法”有着根本性不同，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名”与“关系”的“语义”和“机理”形成都隐含着“具体文化”的“实践内容和应用经验”差异。

因此，当我们把中国“道家”、“易经”，甚至海德格尔分析最初古希腊赫拉克利的“自然辩证法”进行类比时，也会模糊了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辩证逻辑的本质区别，也是就西方“概念”不同所致，抹煞了这些实际“丰富语义”不同，比如“阴阳辩证性”，才具有黑格尔或马克思这种“抽象概念”形式联系起来的“逻辑普遍性”“哲学”相同。然而，不论其“实践过程”还是“理论性真理”，里面装的东西或内容却是“空空如也”。然而，如果把中国“老子哲学”抽象出这种“逻辑”，再赋予其“早期朴素或过时唯物”哲学论，老子基本就彻底死了，只是留下点落后的辩证唯物“好名声”，然而如果说老子却是在中国上古文化实践基础及统摄语境下获得的结晶，这就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内容东西”了。

因此，正如海德格尔在还原或详细分析西方人经常用的“逻各斯”、“存在”（是，在，being）含义那样，才发现最初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辩证法所用方法和含义，也是被整个西方哲学史或基督教如此遮蔽了，而并非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发展完善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为此，从上面大致分析的两种文化“名与概念”的由来、内涵和应用方式后，下面就是说明连接这些“名或概念”各自最常用、最基本，也是最高层面意义的“动词”或“系词”是什么了。

如果仅仅学过一点点英语的人，大致能理解：am、are、be、being是英语中最常见也是必然要用的“词”了。这个词用法翻译成中文就是：“是”、“存在”（being也是西方“存在”哲学用语），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甚至连中国的英语专家们可能都不会再多看一眼了。但对海德格尔来说，即使西方人语法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甚至哲学家们也没懂其所隐含的“西方哲学源始”意义。

简单来说，这或许至少给中国人最初学英语一个提示或感觉：也就是这个词在汉语中除了“是”的意思，其他功能几乎都不能体现出来。比如，它要表现出不同“动作时间和动作状态”等等变化，因此有了“过去时、一般现在时、正在进行时、将来时、完成时、过去完成时、虚拟将来时、被动式”等等区别，只有现代汉语中用的“是”倒是和英语对应了，即表示对“物体”、“主体”、“主语”“属性”用“是”进行的“命名”、“定义”、“规定”等等。后来我似乎才明白这大概就是古希腊百家争鸣期，为何西方“哲学修辞学”很重要，因为要想表述某个东西“是什么”、“是怎样”才是“真实或落实到实情”，这看起来并不容易，于是“语言”就变得很复杂精致了。这也象中国“名实、辩家”进行的激烈“争论”或“辩论”。由此才算奠定那个时期中西各自“思维与表述”模式的不同文化基础。

由于这一基本词语“在”——being如何理解，在西方人2千年哲学来看，始终还是模糊不清的，为此海德格尔特别写了一本哲学书《存在与时间》讨论，再后来又写了一本《形而上学导论》（71页）追究这个“词”的来源或“词源”，竟然追究到了其始源于梵文（或印度语）词干上了，其意思是“生、生者，本真常住者”等，并且还隐含在古希腊“自然”一词中，也就是当初古希腊哲人“论自然”一词中的“自然”，也都是起初古希腊哲学是在这个“生的”意思上发挥着作用，但后来词语“在”中却完全体现不出来了。海德格尔说后来“在”却是“抽象的”了。这可能会让我们想到中国古文化实践和哲学中，“生”却是无处不在的用语了。如生活生命生产等等

对我们的常识来说，也可以对英语有这样的哲学来理解：仅就“时间性”概念而言，be、being最初连接“生物”“生”的“动变自然”描述和表达，古希腊西方人用极为详细的“时间性标识”等等来进行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概念抽象”、“思想加工处理”的“自然哲学规定性或逻辑化”“完善”的语言化逻辑表达方式。以至于决定了西方人没有再追究这个“词源”“生”的含义了，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西方人后来的“哲学”中却遮蔽了这种“存在”含义，尽管“生”的“自然”含义还隐含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表述中。

因此，“主客体”自然观及“概念理论逻辑形式构造”的“西方科学”，有着其“概念、语言及逻辑”关系建构出来的“自然哲学起源”，尽管并非都是“数理科学的”，但涉及了今天各类人文和科学知识概念形式联系的“逻辑模式”也依然如此，比如由此衍生出西方各种“抽象理论知识”形式等等，诸如今天的“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经济学”、“医学”等等。

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之初的争论中，或许会发现为何柏拉图“理念”与“几何学公理概念及推理方法”和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创造有着内在联系，并且黑格尔、尼采、马克思都从各自角度对这种“哲学”显露出不满，马克思称其“僵化的形而上学”，又如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所说：“所以尼采说得很对：基督教就是为人民的柏拉图主义”。类似象中国魏晋时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叛一样。

另一方面看，虽然这些通过“理论思维”与“数理逻辑模式”中运作并以延伸到今天各种“科学知识”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但却有着人们看不到的“盲目性”、“片面性”和“破坏性”，这就是为何海德格尔要追究到“西方哲学起源之处”的深层问题。正如上篇海德格尔在那本《形而上上学导论》结尾处引用荷尔德林诗中的一句话：“因为不适时的生长，深思的上帝就恨它。”是否隐含着海德格尔对现代“物理科技”忘记了“自然”是“生”的“科学”抱怨呢？

以上会不会让我们想到中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或者想到“太极生两仪”“生生之谓易”的《易经》中的“生”呢？古希腊当初“论自然”中，“存在”一词中有“生”意，“自然”一词中有“生”意。而我认为“生”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始终有着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层级“文化自然”地位，不论是“实践中”、“科学中”还是“哲学逻辑中”里面似乎都有体现。

比如日常生活中有养生、生命、生产、生活、生成、生长……常用语，我们能否用“生”的含义进行“逻辑推理”，作为一种“自然哲学”或“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呢？这种逻辑关系的因果思维大致是怎样呢？比如我们种下了麦子到了春天长出了土壤嫩叶，这时我们想知道此时麦子的长势如何，我们就会追溯其过去从种子土壤及天气对麦子成长的影响过程，然后根据此时麦子情况来预测未来麦子将是否会丰收或欠收等等，由此，最初麦种及土壤等情况是决定此刻麦子的初始原因，经过一段过程，才形成了今天的麦子状态，然后再预测未来的收成，等麦子收获后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因此，就“一个物种”、“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生”的“生”自然认知也是如此，老子说：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因此，历史的因果性是中国人展望未来的依据，古人“始初”的“自然”认知似乎是关键和统摄一切形而上“哲学”基点，然后才是未来“形而下”的“规律性科学”把握，类似根据麦子生长过程的基本循环“规律”的经验把握。

西方人通常称通过过去展望未来，这是“经验哲学科学观”，其实也是把“西方科学”称为“经验主义”的，也包含着“形而下”的含义，这样看两种“哲学”理念还是类似的。但由于“循环”的参照物不同，却引起了不同的“科学自然”。

不管怎样，至少这里所叙述的名称与概念、动词与系词在中西文化中的表述底层和高层内涵中，似乎都已显露点各自“自然文化”差异与相通的大致意思了吧。但下面会继续深入探讨构建西方自然科学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与中国《易经》的“物理时空科学”比较，这是关于两者之所以成为“自然运动变化规律性”的各自“科学”奠基性含义，以此形成不同“科学”文化认识模式构建形式，并作为其“文化”的权威与权力性基础结合而影响了“不同社会科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