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中山大学百年丹霞研究的启示
彭渤
2024年，中山大学档案馆为庆祝中山大学百年华诞，组织出版了《中山大学与百年丹霞研究历程图文集》一书。我因在科学网上发表的：“陈国达与中国丹霞地貌”一文被该书收录，而有幸收到该书。感谢中山大学档案馆老师。
该书由图传和文集两部分构成。以详实的资料记录了丹霞地貌科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创立到发展、从华南到中华大地、从中国到走向世界的奋斗历程。先行者们真是筚路蓝缕、披荆斩刺，锲而不舍、砥砺前行。他们的奋斗不但让丹霞在祖国的大地上大放异彩，而且让中国丹霞在世界闪光、在国际学界登上大雅之堂；不但让中华大地上的红色山体为中华文明抹上了一道“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色彩，而且让丹霞成为深深打上“中国烙印”的“地学国粹”（李敏玲，2024）。一个世纪以来，丹霞地貌研究者艰苦奋斗、苦苦求索的探索历程，及其所树立的科学旗帜，不但为后辈打造出了探索研究的阶梯，而且给后人以良多启发和思考。
丹霞地貌研究是我国地学研究原始创新的重大成果。与物理化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相比，我国地球科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上世纪30年代，翁文灏、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等老一辈海外学人留学回国后，在我国创立起地质学，而后开创和发展了我国的地球科学研究。老一辈地质学家艰苦奋斗、舍生忘死，为我国地球科学的发展建立了一座座科学的丰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但在地球科学理论探索上取得创新和突破，而且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丹霞地貌的研究成果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丹霞地貌的研究起始于老一辈地质学家对华南地区大面积分布的白垩系/第三系陆相红色碎屑岩的研究。中山大学两广地质调查所冯景兰（1898-1976）在两广地区地质调查重，首先提出“丹霞层”的概念，使这一套沉睡的红色砂岩建造有了科学意义上的归属，实现了感性认识到理性思维的飞跃。紧接着，陈国达（1912-2004）在对粤北、赣南红色岩系的研究中，在对这套红色岩系进行地层单元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了“丹霞地形”的概念，实现了这套红色岩系的地质学属性向地貌学意义的质变。为丹霞地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丹霞地貌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奠定了原始创新的基础。
我们强调丹霞地貌研究的原始创新，是因为老一辈地质学家对丹霞地层、丹霞地貌的研究，凭借的是两条腿，不断地攀爬打滚，反复地实践、探索、思考，不断地总结、凝练，然后才出现从实践到认识上的突破和飞跃。没有大量的野外考察，没有反复的思考和总结，是不可能出现这种认识上的突破和飞跃的，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原始创新认识的。
丹霞地貌的研究就这样从无到有，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从华南到西南，从西北到华北，中大地上这套红色的岩系被赋予了广泛的科学意义（1961年“丹霞地貌”作为正式词条列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地理分册》）之后，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2010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以“中国丹霞”的名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丹霞地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为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社会的发展等作出了卓越贡献。大江南北、东西纵横，一大批以丹霞地貌为特色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的开发，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效益。这种盛前景况，可能是冯景兰、陈国达当年提出相关概念时不曾预见到的，但可能是丹霞地貌研究的后来者如吴尚时、曾昭璇、黄进、彭华、郭福生等所努力追求的。因此，丹霞地貌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地学研究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具有标志意义和国际影响力。
丹霞地貌是艰苦奋斗、承前启后的科学研究成果。地质学的研究由于离不开野外探索，总是同“艰苦”二字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丹霞地貌的研究也是以大量野外研究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因而也离不开爬山泄水、风餐露宿，其工作的艰苦程度，常人难以体会。笔者曾做个很多野外地质科考工作，对此深有体会。那条只能踩一只脚的悬崖路，那个随时可能坍塌的涌水矿井，那个毒蛇爬进床头的夜……至今难以忘怀。因此，一个世纪的丹霞地貌研究，就是一个艰苦奋斗的漫长历程，就是一个高举科学旗帜的奋斗历程。
上世纪50年代，国家院系调整期间，陈国达、曾昭璇等先后调离中大后，黄进教授接续传承丹霞地貌研究。1990年，黄进教授丹霞地貌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山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开启了他对中国丹霞地貌的全面考察和科学研究。黄教授继承先辈的科学传统，对丹霞地貌考察的足迹遍及我国华南、华东、西南、青藏高原，他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培养研究生等途径，从理论研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科普教育等方面，把丹霞地貌的研究推向深入，一方面使丹霞地貌作为一种岩石地貌类型在地貌学研究中受到重视，另一方面是丹霞地貌的研究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显示强大的资源价值。此后，彭华教授接过黄进教授的接力棒，开启丹霞地貌的学科建设和丹霞地貌的国际化研究。在他的主持下，广东丹霞山以“丹霞地貌类”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使“丹霞地貌(Danxia landform)”的概念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接受。之后，又成功促成福建泰宁和江西龙虎山丹霞地貌区先后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丹霞地貌自此作为专门的章节被列入国家级教材《现代地貌学》的教学内容。
特别重要的是，在黄进、彭华等后来者的丹霞地貌研究中，他们不断丰富丹霞地貌的概念、研究内涵，拓展丹霞地貌国家化视野，推进丹霞地貌资源的开发利用。此过程中，他们自始至终尊重并沿袭前人“丹霞地貌”概念，没有标新立异使用诸如“红霞”、“彩霞”等其他可能代表其自身创新的提法。这在我国学术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在我国地质学的研究中，就存在一些学者不尊重前人成果的现象，明明一些地质现象和问题，前人已提出了得到学界认可的认识，我们一些学者却偏偏视而不见，仍要、硬要标新立异。比如，对我国某大地构造单元的研究，前人明明提出了活化的观点来解释，虽然其具体的研究内容有待深化和完善，但其观点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可是，一些后来研究者就是不肯继续用活化观点，而偏偏要提出“FH”、“DPH”这样的新名词来标新立异，以显示其得到巨额经费支持后做出了独创的研究成果。这样缺乏科学传承精神的学术态度，这样不谦虚的、不诚实的学术态度，影响很不好。
丹霞地貌研究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丹霞地貌的研究也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但《中山大学与百年丹霞研究历程图文集》一书展示的素材来看，绝大部分的论文都是发表在中文期刊。如果按当下SCI、影响因子、分区、引用次数等来杜衡论文、科研成果的水平高低，那丹霞地貌研究的很多论文可能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丹霞地貌研究论文最好的影响因子就是把丹霞地貌以“中国丹霞”的名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建立以丹霞地貌为依托的世界地质公园，就是实实在在地推动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这就是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真是写照。
此外，该书特别亮眼的是展示的黄进教授在研究丹霞地貌时发明的、用于绘制块状立体地形地质图的“李见贤尺”，和用于野外测量丹霞地貌的“丹霞牌测高仪”。其中，“李见贤尺”1955年被中山大学作为校礼赠送给毛泽东主席。这种原始创新发明，在当下很多的地学研究中，是难以企及的。特别是，该书展示的素材中，中山大学百年丹霞地貌的研究中，得到3个纵向课题的经费资助，2个中山大学科学基金的资助，和少数几个的横向课题的资助，这种经费的资助强度与当下动则几千万的课题经费资助相比，真是相形见掘。而与此资助强度相对应的是，“丹霞山地貌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成果于1992年至2006年间，产生新增旅游综合收入超10亿元的经济效益。如果把江西、浙江、湖南、甘肃等全国各地的丹霞地貌旅游资源综合利用的经济收入加起来，真不知道丹霞地貌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怎样的社会经济效益。我想，这应该就是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地球科学研究。
丹霞地貌研究成果没有大庆油田发现那样让国人震惊和欢喜。但她朴实无华的背后，是原始创新的真实体现，是地球科学研究贡献社会的典范。笔者认为，我国科技界应该还欠丹霞地貌研究的一个奖项。
2025年6月5日凌晨，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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