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大致距今5300~4300 年，而武汉盘龙城大致距今3500~3200年，两者使用相同的尺长15.8 cm，实在令人惊奇。盘龙城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判断尺长是容易的。良渚文化出土只是陶器和玉石器，陶器形制复杂而精度略差，玉石器多是明器而没有尺寸，故而可能对尺长有所疑虑。 

国家博物馆藏良渚文化玉璧当然最为精美，直径20.5 cm一尺三寸欠0.4 cm，孔径三寸准确(A4 页面宽度，1 cm 相当于一寸，孔放大，可见孔壁)；网页介绍的另一件玉璧直径12.6 cm八寸欠0.4 mm。故宫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璧一件，外径22.1 cm一尺四寸欠0.2 mm。顶级博物馆网页所见玉璧的直径都是整寸，似乎不能用巧合来简单解释。

王明达.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 1988,(1):1-31+97-101 (P8)

 故宫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兽面纹嵌饰，高3.2、宽4.8、厚0.7厘米；形体较小，也可以为尺长提供佐证：高二寸、宽三寸，偏差过0.4、0.6 mm与数据精度相当，而厚半寸欠0.9 mm 也不必在意。"饰件背面有4组通孔——由两个斜孔对接而可穿绳；或系嵌于柱形器的角部，３件或４件为一组"，故而该有统一尺寸。设想高手琢器之前另有他人准备多个尺寸规整的玉坯，即存在分工协作。北朝有大量尺寸规整的石像碑，想来可以此解释。 

南京博物院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玉坠，长6.3 cm 四寸欠0.2 mm，宽1.4 cm。数据精度以及摄影变形难以分析，但基于 1/4 寸 网格可以判断：玉坠从左向右分成四段，半寸、半寸、一寸半和一寸半，右端锥形为1/8 寸。加工误差在网格的1/5 即半分0.8 mm之内 (注)。至于宽度1.4 cm 而不是一寸1.6 cm 乃是随料——玉坯想来是加工玉琮所得孔芯。 

余杭反山的玉钺 M14:221 展示了良渚古人的高超技艺。材料来自考古报告和网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反山. 文物出版社, 2005. P103

良渚博物院 https://www.lzmuseum.cn/YuQi/201910913103.html

不知何故，玉钺上角缺损，切割成台阶状以玉件粘接“补缺”，两者切割面均经打磨。补缺玉件顶面有双向片切割痕迹，但与玉钺顶端切割痕迹并不一致，确为两件。玉钺长14.1、上端宽9.3、刃部宽11厘米，即九寸欠1.2 mm、六寸欠1.8 mm、七寸欠0.6 mm。上端宽欠1.8 mm 与现在拼接内斜有关，原件以及当年粘接偏差应更小。测量数据数据精确到 0.5 mm 就好了。

山东及江苏新沂等地的大汶口文化使用夷尺17.6 cm，其九寸15.84 cm；但上述六件玉器不能以夷尺解读。故而前面博文提及的良渚文化器物数据15.7~15.9 cm 是夏尺之一尺，而不是夷尺之九寸。反山M14 出土玉璧26件，置于墓主头部侧上方的M14:246 制作精细，直径17.4~17.5、孔径4.8 厘米，应该是夏尺15.8 cm 的一尺一寸过0.2～1.2 mm、三寸过0.6 mm，而不是夷尺17.6 cm的一尺欠1~2 mm、三寸欠4.8 mm。

注： 良渚文化之玉石器加工精度达到 1 mm 之内，令人赞叹。后世金属工具出现，软玉加工难度降低，但石器精度达到1 mm 仍属不易。

安阳西高穴出土骨尺残件两段5.4、4.8 cm，图上约二寸二分半和二寸，测算尺长24.0 ±0.3 cm；骨刀尺残长13.9 cm，假设数据和图都是精确，测算尺长24.0 cm 或稍多。

[1] 潘伟斌，朱树奎.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 考古, 2010,(8): 35-45+115+106-107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曹操高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PP168-169, P224, P226

基于墓穴和器物，可以判断尺长就是24.0 cm。如石圭高28.8 厘米一尺二寸整、宽7.2 厘米三寸整、长直边22.8厘米九寸半整，上方短斜边是自由尺寸；简报[1] 石圭宽7.4 厘米或有误。石璧外径28.8 (或28.9 ) 厘米一尺二寸整、孔径7.2 厘米三寸整。

报告[2] 以及有专家称出土尺长 22 厘米，计算石圭高1.31 尺而未及宽度，“ 这样一来，它与汉礼中所规定的皇帝安葬用圭 (一尺四寸) 已经非常接近” 。不过，就算骨尺残段5.4、4.8 cm 达到下限的 5.35 和 4.75 cm，尺长22 厘米则长二寸四分三厘和二寸一分六厘，与照片皆不能协调。

下面的文章在“学习强国” 等多个网站可见。不过，汉朝尺度23.1 cm 没有疑问，而西高穴大墓适用魏尺24.0 cm，想来不是曹魏代汉之前两年多开始设计建筑的曹操墓；而西高穴出土石圭高一尺二寸整、宽三寸整 没有疑问，与皇帝所用高一尺四寸的玉圭不同，想来也 不 “ 应该是传说中规格最高、皇帝专用的玄圭”。

以下两段文字从“潘伟斌. 再论曹操墓. 中原文化研究, 2019,7(3):42-51”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