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下）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老师都非常优秀（全是老牌大学生，多半华师），而我们呢，虽然有点“造反”精神和革命激情，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知识的渴求，但是结果......却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首先是时间问题，课程表基本上看不出主副课，或者说政治、劳动成了主课；更扎心的是，就这么单薄（站在语数角度）的课程表也不能保证执行，总要临时安排一些“学工”“学农”；当然这是关心和爱护我们，免得将来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修正主义苗子。
我比较喜欢语文，但是语文教学最难，大概非得讲成政治课才算“没毛病”。所以若是问我高中语文都学了些什么？我只能给你一个白眼或者准确地说：仅记得杨老师的一堂课。
杨正环并不是我班科任老师，他只给我们上过几节课，其中讲了《祥林嫂》。若说我记住这堂课，不如说我记住了一个细节：当杨老师板书“祥林嫂值得尊重的是什么” 那一瞬间，我几乎要炸裂！我认为祥林嫂这个人物除了愚昧就是奴性，哪有值得“尊重”的地方？这不是开玩笑吗？结果老师带我们趟过一个小湾儿……对我来说犹如醍醐灌顶：“敬畏之心”……
最受不了的是工基和农基。力与反作用力还没完全整明白，又要“打破条条框框”“学以致用”，改学电力知识。元素周期表才背来十几个，就一下子跳到“五氧化二磷”，因为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指示：掌握化肥知识才是当务之急。所幸也有另外一股清流，从西安某军事学院调回的方老师教我们数学，他好像不怕“扣帽子”——谁抢了他的课跟谁急；他的拧劲儿和他的驼背一样固执，偏要按照数学规律、按部就班地教学，以至于在那个轻慢数学的年代，班上大部分同学很快啃下了最难啃的三角函数（注：这里的“最难啃”主要是因为没有基础）。
学习不咋的，伙食更好不了哪里去。一日三餐白米饭，无论如何对得起良心，已经高中的我已然晓得自己的“基本定量”是多少，每天餐票控制在一斤决不敢随便突破，不能让辛苦劳作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给自己“兜底”。菜倒可以自己“做主”。星期六下午放学，在家呆一晚，星期天下午带上母亲准备的一袋米一罐菜然后从父亲手上讨点钱，高高兴兴地上学。“做主”的权限就是：可以要求菜品，比如这周是腐乳，下周便可要求母亲现做一罐；现做当然是质地较硬的蔬菜，多放盐也可以保质到周四；周五周六则可以去食堂“做主”了，而选择范围也只在二三分的菜汤或五分钱的素菜之间。
有一天我对母亲说，腌扁豆两三天就长白皮。母亲说，白皮不碍事，只要冇变味就可以。随后父亲给我5角钱，我说：“柴火钱就去了两三角（一斤米3分），你还要人活吗？”父亲可不管死活，却对我吼道：“有书读就不错了！” 这话没毛病，我也知道相比同龄人我应当知足，可就是听得不受用！于是我借菜长白皮的由头拒不带菜，以示抗议。结果上晚自习时，熊老师背着手进到教室并径直走向我，他把一罐腌扁豆和2角钱放我桌上，说是我母亲送来的，“你怎么连菜都忘记带？下次注意点。”
食堂每天中午都有炒肉片和烧鱼块，固定价2角钱一份，其消费对象是老师偶尔也有个别学生。我决定这个星期也要奢侈一顿，管他呢！决心下了，星期一就开始惦记，计划星期五中午干：2选1。这几天一直在肉片和鱼块之间纠结，终于盼到星期五中餐，当我握着2角钱菜票站在高档伙食区时我又傻眼了，原本在肉片和鱼块之间我确定了后者，可眼前出现了从没见过的炒肉丝——青椒肉丝。于是我果断改变主意，倒了一盘鲜美的青椒肉丝。
菜不行，饭却特美味，那才叫一个香啊！两个班的同学排队买饭，食堂没有餐桌，饭端到寝室去吃——菜就在箱子里，多方便。
打饭的炊事员姓项，一个身材肥硕的癞痢头；其实是头毛稀疏点，胖倒是很明显；可我们还是称他项癞痢。一日三餐，项癞痢用带柄的铁皮筒给我们打饭。其动作相当麻利，看似每一筒都打得结实而丰满，但他有魔术般的技巧——中空！因此同学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饭的分量不够：3两米饭不应该只这么一丁点儿呀？妈的，俺还冇吃出味儿就了了……于是项师傅的祖宗十八代天天被大家问候。
备注：文章中的“华师”指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当年应该是华中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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