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向谁负责？
2004年被称为“问责风暴”年，一大批官员在“风暴”中下台，那种铁交椅上的太平官不好当了。许多地方还进一步制定了问责制度。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
然而，细看各地的问责制度，却有了一点疑虑。从大连、重庆、四川、成都、海南等地宣布的问责制度看，均为行政首长对其下属的问责；从报载的问责案例看，多为发生事故后的责任追究。
行政首长向其下属问责，本来就是吏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问责的基点在于：下属的权力来自上司，自然须对上司负责。我们的祖先在这里面翻了两千多年的筋斗，双方的博弈技巧早已练得炉火纯青。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问责的结果，是拿两个基层公务员开刀，而这两人既不负责此业务，又不分管发生事件的地段（央视〈东方时空》
我国宪法第三条、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温总理在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他要求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必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可见，中央分明希望建立“政权民授”的责任政府。因此问责首先是选民（通过人大）向行政机关问责，而且但凡行政机关未尽责职之事，均应在问责的范畴之内，而不是等到死了人才想起“问责”。
2004年的另一场风暴是“审计风暴”，审计署公布的年度政府审计中表明：许多中央部委（尤其是那些拥有预算分配权的部委）财政资金的管理与运用违规，造成监管盲区；中央基本建设投资相当部分缺乏严谨的论证；中央、地方各政府机关挪用、挤占财政经费十分普遍；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财政资金投资效益低下；长江水利委员会、国家电力公司存在严重经济问题；……
显然，与一个个具体的事故相比，这些问题更关乎全民的利益，这些问题的背后可能藏匿着更多更大的硕鼠，相关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应当对此负责，选民应当有法制化的正常途径，通过人大向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问责。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千百年来所谓的“潜规则”、“陋规”，使我们的公共事务管理、公共财政管理走向现代化，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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