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铺     记

                             文/籍利平

记忆中的第一次地铺，是打在闷罐车上的。当时，我还在西北服役，22岁的年纪。对于在运输过牲口的“车厢里”过夜，还有些兴奋呢。

我们是自己带着铺盖卷去执行测量任务的，每个人还携带了厚厚的棕垫、羊绒质地的毡垫。我们这个测量分队，只占据了闷罐车厢的局部，这让我们感觉到了空间的狭窄。两排兵脚对着脚安置铺盖，难免有互相冲突的。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无非是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谁的空间大些，或者自由度更大些。记得当时的副队长曾经训斥过一个傲慢的胖通信员。这个胖子曾经私自离队回老家住了十来天，归队后不过是得到了“关禁闭”和口头处分的惩罚；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兵油子在一次接受干部和战士们的评价时，居然得到了比工作积极的小卫生员还要高的总分。据说，他在邻近教室的地方“关禁闭”时嘻嘻哈哈的，并没有受什么委屈，更没有打地铺。

军列在冬季的风雪中，朝着目的地爬行。朔风不时从门缝里钻进来，和我套近乎。我的铺位靠近沉重的大铁门，大铁门总是为朔风保留可乘之机。在被窝里，我的羊皮军帽子始终没有卸下来；当然，羊皮大衣和军用毛毯也发挥了保暖的积极效用。

白天，我们会把地铺卷起来，稍微活动一下。有些扑克牌瘾大的，趁机取出仪器箱，四人或者六人一族学习“文件”。“地板”上，骡马粪便的花纹清晰可辨，它们的味道也随着温度的上升而欢快地舞蹈。几个老烟鬼，按耐不住了，就着浓郁的动物气息吸食着廉价的卷烟，他们在交谈中，不时抛洒出来淫荡的笑声。

侦察科的张参谋，曾经在测量分队担任过作业组长，他会利用漫长的“临时停车”时间来找队长和作业组长组长们聊天。侦察科是测量分队的业务指导单位。他高升之后，作业组长的位置上缺少干部，就由一个四川老兵代理了。他们坐在歪七扭八的铺盖卷上谈天。随手丢弃的烟头，被踩灭在“地板”上之后，又被醒悟的主人捡拾起来，扔进湿漉漉的垃圾筒中。张参谋是山东菏泽人，有口音，他谈到了自己的一次买书奇遇。他在青海海北、一家不起眼的书店里居然得到了廉价的《安娜·卡列尼娜》。虽然书脚有些打了卷儿，一点也不影响阅读。张参谋还谈到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阅读感受；他的“接班人”不时迎合着参谋的表情`，做哼哈状。

那次在地铺中度过的几个昼夜，令人难忘。装车、卸车，都有鹅毛大雪伴随着，都是在不暴露行踪的夜间。

另一次地铺，是大约九年后，打在东南沿海的废弃兵工厂里。这次的待遇提高了足有十公分。我们每人都得到了一张床板，这样床铺就不是直接安置在水泥地上啦。床板只有一面是平整的，坐在“床头”的假如是个胖子，另一端的被子会迫不及待地站立起来。

这次居住的是四面都不漏风的房子，比闷罐车厢严密多了。

我们的任务量不大，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野外数据的采集工作。除了安排了一次短暂的防空演习，在兵工厂的坑道里运动了不足半天之外，我们得到的指示就是原地待命。

待命的时候，轮不到我执勤的话，我可以坐在铺位上看书。记得当时带了一本考研外语辅导书，偶尔也做题测试一下。当时，新婚不足半年的妻子，为了督促我学习，自己也买了同样版本的“王长喜”。“王长喜”的大部头辅导书（词汇），没有让我在学习中感受到沿海地区的温暖。我们低估了沿海地区的倒春寒，许多兵的手脚都冻得紫红紫红的。一度洗冷水澡的棒小伙子们，乖乖地换用了热水。当地政府的慰问金，为我们每人添置了一双鞋，一条毛毯，冻伤情况得到了部分缓解。

春节前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就那么一直睡地铺。每次躺倒时，都有那样的感受——感觉到天花板突然远离了我，感觉到楼层长高了许多。这种天花板“高远”的感觉，我从演习地点回到大本营后不久，就再次重温了。我和结婚一年多的妻子，幸运地搬到了“西房楼”里。西房楼是老式兵营，只有两层，楼层很高，我觉得大约有五米。

记得那年演习，我去执勤的时候，穿的是迷彩服，软肩章是从一个老同志那里借的，军衔比我实际的高了一级。我下岗时，常常会遇见一个喜欢开玩笑的校友，说我——怪不得喜欢执勤呢，原来可以提前半年调军衔哪！

我一走近自己地铺，就换下了“少校”软肩章。换上了自己的冬常服，上面的军衔，当然还是上尉啦。

我坐得比较重，被子倾斜下来了。

(2014-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