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工程泄密之谜
                     高金华  编译
   1945年 7月24日，在柏林西南召开的著名的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神秘地告诉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刚刚成功地实验了“一种具有不同寻常的破坏力的新式武器”（即第一颗原子弹）。斯大林只不过应付了一句，他希望美国“最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斯大林不动声色的反应使杜鲁门大惑不解。
   事实上，苏联人早就获取了美国研制核武器的有关情报。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也早已掌握几个泄密者的活动，但一直没有将其送上法庭。1996年第 9期美国《读者文摘》独家发表该刊资深编辑拉尔夫·金尼·贝内特和苏联反美活动问题专家赫伯特·罗默斯坦合写的文章，他们根据最近解密的情报档案和自己的采访，揭示了若干历史之谜。
   1944年的一个深夜，萨姆·科恩走出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秘密综合基地的办公室，他想休息一会儿。同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上百名科学家一样，他一星期要工作六到七天，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科恩想到，“我要去看看特德正在干什么。”
   特德·霍尔的办公室里，灯光昏暗。科恩的这位朋友正盘腿坐在10英尺高的一堆木箱上。科恩走进去时，霍尔仍然象一块石头，胳膊搁在膝部，闭着眼睛。“真象一个打坐的和尚”，科恩心里说。
   “嗨！特德，咱们去喝点咖啡吧。”特德没有动弹。科恩迷惑地转身走了出去。
   西奥多·阿尔文·霍尔（特德是他的昵称）是参与曼哈顿工程的许多古怪的天才之一，当年只有19岁，是从哈佛大学直接招慕来的一个聪颖过人的学者。他正是一名间谍。
   从最近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来看，霍尔提供了能够使苏联加速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当时不但科恩毫无察觉，就连联邦调查局和军事安全部门也没有人知道。霍尔提供的核心机密包括：原子弹的链式反应是如何引发的，铀是怎样被浓缩成制造原子弹的材料的，以及何时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
   到1950年，怀疑霍尔是苏联间谍的情报收入了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但他从未被逮捕。作为一名已退休的生物物理学家，70岁的霍尔居住在英国剑桥的一座现代化的砖房里。他仍然是美国公民。
   苏联通过美国共产党（ CPUSA）吸引了大批自愿提供情报的美国公民。到三十年代末，苏联的间谍网遍及美国的各个角落，从工厂和码头工人，经过秘书、新闻工作者、科学家，直到政府上层机构以及白宫内部。依靠苏联的物质支持，NKVD（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的间谍从纽约和华盛顿向莫斯科发送海底电缆密码电报和无线电信息。
   美国军事信号情报局（ SIS）从1939年开始窃听和记录这些传输信号，但一直未能破译这些密码。1943年2月，SIS开始代号为“维诺那”（Venona）的行动，加紧破译这些截获的密码。一点一点地，他们破译了2000多条信息。虽然有不少密码尚未破译，但分析专家仍然确认了 100多个间谍和为苏联提供情报的人。
   这个名单上有原子弹间谍，包括克劳斯·富克斯，他是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的科学家；戴维·格林格拉斯，他是一名技术人员。名单上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包括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惠特、罗斯福总统的助手克林·柯里。但是维诺那的秘密未能被公开，以免苏联知道美国人正在破译他们的密码。保密的代价之一就是：不管有多么确凿的证据，某些间谍包括霍尔，从未被交付审判。
   现已解密的维诺那文件表明，霍尔的间谍生涯开始于1944年10月。
   霍尔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几个月以后，回到纽约家中休假。在纽约，他与哈佛大学的室友萨维尔·萨沃伊·萨克斯谈论他正从事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俩人都是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成员。萨克斯在霍尔和苏联情报部门之间进行联系。
   1944年11月12日，在纽约的苏联领事馆打电报给莫斯科。《每日工人报》专栏作家、NKVD间谍瑟盖·N·考纳科夫在这份电报中谈到了霍尔，发现他具有“异常敏锐的大脑和广阔的视野，并且在政治上有发展前途。”这份情报谈到霍尔交给考纳科夫一篇有关“宿营地２号”（洛斯阿拉莫斯的苏联代号）的报告，“并且点出了受雇于伊诺穆斯（Enormous，曼哈顿工程的苏联代号）的关键人物的姓名。”
   国家安全局确认，莫斯科指定萨克斯的代号是“斯塔”（俄语单词“年长的”的词根），霍尔的代号是“姆拉德”（俄语意思是“年幼的”）。他们的名字被告知给美国共产党成员、苏联间谍朱丽叶斯·罗森堡（代号为利伯拉尔），让她考察他们是否忠诚。
   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故弄玄虚、斯大林神态自若，是因为霍尔等人在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
   事实上，斯大林定期得到有关原子弹的报告。例如，有一份发往莫斯科的“绝密”报告，标注日期为1945年 7月10日。报告上记载着“原子弹第一次爆炸实验的日程已经排定”。它还详尽地描述了这个复杂的装置。这份报告的上端有两个情报来源－－“姆拉德”和“查尔斯”，分别是维诺那文件所揭露的霍尔和克劳斯·富克斯的代号。    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兹的《原子弹的研制》和《黑日：氢弹的研制》被认为是权威性的著作。但它们都是在维诺那文件解密之前写成的。在这些新文献的基础上他确信，与富克斯相比，霍尔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的价值只能处于第二位。
   显然是维诺那译码的一部分情报使联邦调查局怀疑富克斯和霍尔。富克斯向英国当局自首并被关进监狱。霍尔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工作，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监视。
   早在1951年，霍尔因一份“有关美国安全的文件”被联邦调查局召见。工作人员向他出示了瑟盖·考纳科夫的一张照片，考纳科夫吸收“姆拉德”入伙并且至少直接与他见过两次面。霍尔否认曾经见过考纳科夫。联邦调查局又在全国朝野上下召见了霍尔的亲戚和熟人，但他从未被逮捕。
   1953年，负责考察霍尔和萨克斯的朱丽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因系美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被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处决。
   1962年，已经结婚并有三个小孩的霍尔在著名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谋得一职。从那以后，他一直居住在大不列颠。
   当专家们仔细地审视繁多的维诺那卷宗时，不断揭示出引人注目的新材料。这些文件表明，在曼哈顿工程内部至少还有另外两名高水平的间谍。一名代号是“克凡特”（量子）；另一名代号是“沃格尔”（鸟），后来改称“波斯”（波斯人）。美国政府至今也未弄清他们的真实身份。
   1995年秋天、霍尔的名字被公开的几个月前，在剑桥火车站的小茶馆里他与本文作者见面。我们让他看了涉及他的几份维诺那情报复印件，他说准备就自己的活动发表一项声明。当天晚上，他打电话询问，“什么法律可能适用”于他。有一条规定适用于他的行为，就是针对向外国势力传递秘密的《美国法典》第18篇第 794款，并且没有法定时限。后来，霍尔写信告诉我们，他决定暂时不发表声明。
   1996年２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新闻特写提出霍尔就是“姆拉德”。九天之后，国家安全局证实了这一点。
   特德·霍尔的老朋友萨姆·科恩现在洛杉矶过着退休生活。他说，“我猜测特德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和感觉行事的自由人，麻烦出在做错了事，把核秘密提供给苏联人。”
   两位作者在文章结语中写到，霍尔应当说清楚他究竟带着何种心情看待自己的历史，是骄傲、是痛悔还是冷漠？他欠自己的国家一份陈述。而美国政府则应当解释为什么他从未被起诉。
   译自：美国《读者文摘》1996年第9期第137-140页。
   原载：《世界军事》1997年第３期第56-58页。（编辑：齐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