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拐杖上巴黎1

熟悉的人一定知道，我这文章题目是根据林达的《带着本书上巴黎》套的。当知青时为了去县农技站取种子，夜里骑车，把腿给摔了。当时没有注意，没想到最近几年腿出问题了，走远路，得带根拐杖。

我们一行有七八个人，是OECD安排的，讨论如何撰写中国的《环境展望》报告。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夏光主任是项目负责人。路上，我和社科院的李钢（不是刚！）博士和魏后凯研究员同行。他们都是经济学的知名专家。上了飞机，我们就分开了，因为魏后凯升了舱。下了飞机我们当然还住在一起。靠近OECD总部的一个小旅馆，有一个花园，不过是邻居的，你可以透过篱笆和窗子享受花园的玫瑰花，红的、粉红的、白的，一种优雅的美。不过有人抱怨，我们请外国人来，总是住五星级，坐头等舱，看我们住的！嗨，谁叫咱们比人家SCI少。他说，法国人不讲SCI，讲民族文字。那谁叫咱们缺的那个什么什么。

会议足足开了四天，争论很激烈，不过按计划有序地进行。会议程序安排得很细，所以显得有条不紊，很有成效。会议的最大的优点是没有领导讲话，更没有什么处长、科长干涉。不像国内有些会议，领导硬性指定某些内容，而且不乏大量拥护者，所以国内的有些会议，我有些怕。妻子说：“你少去开会。你开会就发言，发言就得罪领导。你以为你是专家，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别人不读书，比你还专家。”

很幸运，这次会议我有一点“领导”的资格，因为我是方法组组长，与一个德国专家并列。我们配合得很好，我们早先都看过对方的文章，他也到我这里来讲过学，有些了解。这次由我先提出方法，当然是与课题组的李钢、刘俊国、孙翊等先行研究后提出的。我提出的方法范畴，他基本上都赞成，就是提出某些扩展。不过，其他专家并不那么客气，只能论战。好在有同声发言，不然我不知道怎么争论。我喜欢这种争论，专家间的争论，能够深入问题。不像与国内的某些领导争论，他盛气凌人、不懂装懂，你服从，违背科学良心。不服从，麻烦就大了。我曾经就某个地区的旅游发展战略与一个地委书记争论，他不懂装懂，还摆出“我是复旦大学博士后毕业”。我反驳了他，我们课题的尾款也就不来了。他们当地的旅游业也没有发展起来。不知道复旦大学的统计有没有“在我校挂名博士后的有多少人当了地委书记”这样的光荣记载？

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不便介绍。但是我坚持的一个观点得到会议的确认。常规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不能用于环境和环境经济的长期预测。

会议的最后一天，从一个国际组织请了一个专家，华裔，给我们讲绿色经济。我请他给绿色经济下个定义，他说还在发展，说不清楚。我觉得研究开始了就应该定义，将来的发展可以改变这个定义，但是第一步必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科学发展就是定义概念，突破，再定义，再突破的过程。说不清楚定义，就会炒概念，是不是我们华人几千年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我认为是。

对了，该说说我的拐杖了。每天会后，我就拄着它去旅游。第一天去蓬皮杜艺术中心，看着我拄着拐杖，上地铁就有人给我让座，我还真感谢，因为我站不了那么长。遗憾地是，因为我们是会后去，怎一个晚字了的，赶到艺术中心，展厅已经关门。只能在外逛了逛。然后在一个温州人的饭店吃饭。温州人真是走遍天下，不能不佩服。后来，沿着塞纳河走，晚风吹来，我突然然想到《悲惨世界》里的警官兼城管沙威最后沿着塞纳河走着走着，用手铐铐住自己最后跳进了塞纳河。雨果让沙威这一跳，标志着法国就旧制度的终结。

对了，林达说他带那本书是《九三年》，讲1793年得法国大革命。二百年后的1993年，中国推行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又过了十年，带着学生跑野外时买下这根拐杖，其实就是根树枝。我要感谢国家旅游局有一个干部，03年我们在成都开旅游业发展的座谈会，他提出要发展成都为拉斯维加斯。我反驳了他。第一、中国宪法不允许；第二、成都是西南地区经济中心，博彩业妨碍它的产业创新与聚集地位。后来他没有批准我们的旅游业规划证，我也就不要经常跑野外了。

看到我的拐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