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悼念有气节知识分子的节日，这种气节在国家面临危险时转变为爱国主义。因此，端午节是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的一次肯定。由于提倡做“驯服工具”，这个节日后来几乎被废除了。没想到韩国人说，你们不要我们要，我们才又捡回了这个尊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的节日。

在端午节，我本来想写点什么，没有时间，就把我对我导师严钦尚先生的悼念文章发表出来吧，取名《端午节，悼念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就写了这文字。顺便说一句。韩国这个名称，的确是中国人发明的，不知道那天会不会要求我们称之为“库利亚”，就像汉城要改名为“首尔”一样。我们中国人，一定是会尊重其他民族的爱好的。

 

 

严钦尚先生的理论探索和继承

 

 

1992年，在严钦尚先生去世前的春节，他给我了封信。信中说，他身体还行，就是腿不行了，走不动，不能跑野外了。只能这些理论思考，因此有许多遗憾。20年来，我一直把先生的这封信作为他对我的遗嘱：跑野外，搞理论。一年以后我与合作者丁金宏出版了《理论地理学概论》，我们写上献我我们的导师们，主要意思就是想献给胡焕庸先生和严钦尚先生。严钦尚先生一生，基本上走了“跑野外，搞理论”的路。对理论的重视，是他学术生涯的基本特点。因此我们自己的理论著作献给他。

严钦尚先生的理论地理学探索，可以追溯到1946年。1946年，悉尼，严钦尚先生撰写了自己的硕士论文—— Development of the Nepean River N.S.W， Australia。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根据大量的考察数据，精辟地分析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邦Nepean河的发育史。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证了Nepean河发育早于滨海大断裂，是一条先成河，进而提出了一些河流可由先成的滨海河谷形成。这种先成滨海河谷发育河流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戴维斯地貌发育理论的挑战或者说补充。我没有机会寻先生之路再次考察Nepean河，也不知道Nepean河的地质基础。但是我们后来总结分析中国的现代雅鲁藏布江、通天河、怒江、红河、西拉木伦河都发育在古板块的缝合线左侧，换言之，大河实际上是在板块闭合处发展起来了，古板块闭合海湾后应该具有滨海河谷发育。大河应该在滨海河谷发育基础上发展，然后受科里奥利里作用河流向右侧（北半球）或左侧（南半球）迁移，形成河谷，而不是如戴维斯设想的有侵蚀切下去。在板块学说出现后，放弃基于槽台学的戴维斯学说的某些观点是容易的，而严钦尚先生早在1946年就认识到这一点，反映了他对地理学理论的敏锐创新力。

严钦尚先生对地貌学理论的发展，主要贡献还表现在他1954年在中国最早提出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地“就地起沙”的观点。1952-1954，严钦尚先生应邀参加了北方治沙队，在对沙化严重的鄂尔多斯地区认真考察后，他在1954年的《科学通报》11 月号上发表了《 陕北榆林-定边流动沙丘及其改造 》 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根据大量的地层的沉积物资料，结合形态分析，提出：“就鄂尔多斯而言，沙是就地而起的”。这是我查到的具有科学考察论据基础的提出中国沙地“就地起沙”论的最早文献。我有时候想，中国北方沙地（不包括大型沙漠）“沙是就地而起”的，应该是我国地理学的主要发现之一，它对中国危害中国环境甚为严重的北方沙地的成因、演变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这一重要发现虽然对国家后来的环境治理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是，提出“就地起沙”的第一人严先生，以及对我国沙漠考察治理以及沙化研究做出贡献的朱震达、吴正都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任职无缘，不能不说无论是对他们个人还是对中国科学而言都是一种遗憾。这可能与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关，我们喜欢“玄之又玄”的“理论”，对实用的科学理论看不上，这不是科学的遗憾吗？在参加治沙队一事上，《竺可桢日记》记录是“邀请”严钦尚参加，而不是“调”严钦尚参加。这说明当时的科学家是得到充分尊重的。竺可桢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是很懂得尊重知识分子的气节的。如何没有气节，整天拉关系，严钦尚、朱震达、吴正等是不会发展起“就地起沙”学说的。当然，他们或许会有更高的荣誉地位。

1954年后严钦尚先生的“跑野外”进入了新阶段，主要结合国家建设开展地貌学的应用研究。这时有一个故事：1955年“拔教授白旗”，这次运动是专门为“改造”知识分子而开展的。红色学生拿一块混凝土，问：“这是什么岩石？”此前有个气候学教授被问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出。据说是山东根据地来的系领导人当场宣布这个教授是“草包教授”。严钦尚看了“岩石”一眼：“这是一块混凝土。”正面评价这次运动，运动促进了教授注重实际问题，另一面也除了除他们的“节”。在后来与实践结合过程中，严钦尚先生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思想，应该集中研究地貌单元——坡地。关于坡地的重要性我在我的《普通地理学》中做了较多的展示。但是在1950年代，人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坡地的意义。1960年代开始后，严钦尚先生对宝成铁路沿线的十余个病害工点进行了勘查，查明它们的起因，提出了整治途径和措施，并对西坡大滑坡重点剖析，写成论文。在“跑野外”的基础上，他结合对铁路工程地貌的研究，制定了《坡地发育与工程地貌研究计划》，确定坡地位研究对象。这种根据“跑野外”提出具体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不那些整天讨论“地理学对象、任务、性质“的理论地理学家，高明多了。关于这个计划的思想，先生于1962年《科学通报》3月号发表题为《我国地貌学研究若干观点的讨论》一文，提出“地貌过去是从地质学的地理学中发展起来的，今后也绝不能减弱与这两门科学的联系，同时更要注意从其它学科部门充实其内容。”“注意吸收技术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材料”，“进一步掌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并且根据这个思想，他的计划提出从力学分析和物质分析入手，研究具有工程意义的坡地过程。为此，先生为地貌班学生专门开设了“坡地发育原理”课程。在科学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科学的发现有独立的同时性。无独有偶，这时英国地貌学家Mike Kirkby也提出了坡地的理论研究问题。这事说明1950年代上半叶对教授的冲击，让他们走出“太太的沙龙”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的地学研究，历来因为与实际的结合而具有某种领先性，1960-1966年间，中国科学界也得到了有序的支持，大跃进时的浮夸风被克服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也部分恢复了没有强调他们做“驯服工具”，主管科学界的陆定一先生的夫人甚至给自己的当了模范的叔叔第一次打了个电话，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如原子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世界领先的成果。借这个东风，严钦尚先生也可能取得他继“就地起沙”论后的第二次理论突破。可是中国发展得慢了写，这与知识分子“节”被除得太多有关系，中国知识分子被太多地要求结合生产问题，而顾不上理论提升。接着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严钦尚先生被迫停止了科研活动，他提出的《坡地发育与工程地貌研究计划》被迫停止了。那时候还由于他是陆定一先生的亲戚[1]，陷入了无休止的被批判，然而他所能交代的是他从来没有与陆定一打过交道，旧知识分子的习惯，他不攀权贵，这无形中保护了他。顶住批斗，个人气节保住了一部分，然而整个知识界的“节”-独立精神没有了。把“节”都除去了。这时国际上的科学发展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停滞，英国利兹大学的Mike Kirkby完成了大量野外工作，而且吸收材料科学理论，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的路，走了与严钦尚先生设想的同样道路，达到了继戴维斯后地貌学另一个里程碑。1971年Mike Kirkby发表了Slopes：Form and Process，建立了地貌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由于政治干扰科学和任人唯“阶级”的路线，中国科学失去了一个创新的机会。这种教训，是中国科学界应该总结的。文化革命后，陆定一夫妇与自己的长辈严钦尚先生联系颇多，不知道陆定一先生这时对自己长期主管的科学界有什么想法，他有没有思考过，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气节，知识分子还有创新能力吗？陆先生后来对许多问题，是有反省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严钦尚先生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创立“比较沉积学”方面，他提出了“形态分析与物质分析相结合”的思想。为比较沉积学奠定了基本的思想方法。这时由于年龄的推移，他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弟子许世远等去做实际工作。不过，他对学术研究仍然是事必躬亲，对自己的研究生，“决不放手”。他不断对对我们强调博士论文要有理论，由于没有理论认识，我有一位师兄，论文据说被他退改了五六遍。我的博士论文是对东海盆地油气资源形成条件开展数值评价的，我最初把精力放在问题的解决上，他看了以后，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式，要求我修改。并且一篇一篇核对了我引用的文献，发现最后列出的文献比文章中实际列举的少了两篇，狠狠批评了我不认真。我的文章因此提出了一个盆地通用恢复的计算框架，现在仍然被引用。

整个1980年代，严钦尚先生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沉积学方面。1979年他在《地质学报》一期上发表的论文《苏北金湖凹陷阜宁海侵的沉积环境》，阐明我国东部地区成油环境的基本特性，1981年发表了《舟山普陀岛现代海岸带沉积》。以现代海岸带沉积特别是风暴潮的研究，解释了英国北海油田富含石油地层的成因，对于认识含油地层特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石油地质学家的高度赞扬。1984他发表了《论滨岸和浅海的风暴沉积》，系统地阐述了风暴潮沉积的特点，提出了他们在成油环境中的作用，1990年他指导我完成了关于用数值方法恢复沉积盆地埋藏历史的博士论文[2]。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现代沉积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可惜，天妒英才，1992年的一次疾病让他把发展地理学理论的愿望，留给了我们这些作弟子的。

纵观严钦尚先生一生的理论贡献，早年提出了“就地起沙”理论，中年提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的思想和坡地研究计划，晚年提出了“比较沉积学”的理论框架。他的学术生涯，有幸运的一面，也有不幸的一面。幸运在于，1947-1949年的革命，为他提供了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从而借助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机会，接触更多实际问题，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最早提出了“就地起沙”学说[3]。不幸的是，政治干扰耽误了他继续创新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他搞的理论是跑野外跑出了的，他搞出的理论就没有那么“大气磅礴”了。其实这正是科学理论而不是哲学理论的特点。中国那些玄之又玄的空头理论，实在是中国科学的大忌。

有一次我与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沉积学家，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得者刘东生先生谈到李四光先生，我说李四光先生三个理性学术成就被否定了一个半。刘东生先生说，这已经是很伟大的成就了，就怕我们死的时候，连被否定的都没有。严钦尚先生一生的理论追求，第一个成功了，第二个夭折了，第三个尽管他走时还是初创[4]。这是杰出中的遗憾，遗憾中的杰出。反观中国地理学，我们有多少称的上理论或者学说的东西，我们这些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地理学者，以先生为榜样，更加努力。努力的方向是否包括有气节。当教授们纷纷竞争处长时，是不可能有人思考理论突破的。

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继承先生从事比较沉积学研究，是为不肖。不过他1962年提出的“注意吸收技术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材料”，“进一步掌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一直是我从事理论地理学研究的座右铭。在我后来的研究中，对理论地理学的“小理论”做了许多探索，这应该是保持了先生传统，我为此而骄傲。

刘东生院士两次与我谈到，华东师范大学应该推荐严钦尚先生竞选院士。华东师大不推荐，可能与他平时与有关领导联系少有关，这是不是一个“节”的问题，我就不清楚了。往事已经逝去。令我们欣慰的是严先生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在理论上的建树无愧于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