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2012年，《京都议定书》就要到期，2009年12月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将如期举行，在世界范围，关于气候保护的问题越来越热，在下也沾了这个光，上回报纸。最近，中国低碳经济网等报道，提到王铮在中国-普林斯顿中国能源环境和经济政策论坛上的发言。新闻报道说：1.“王铮教授：不宜过快推进碳交易进入国际市场。”2.“目前我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已经能够实现，但王铮教授认为，不能对当前的形势盲目乐观，未来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技术、资金诸多方面挑战；3.“王铮认为，未来应该继续加强节能减排量的指标控制，而不是总量控制，因为总量控制可能会限制经济发展。”

前两段基本上符合我的原意，后面一段有偏差。关于第三个观点是在我谈到我国分省市自治区问题时提到的，我认为在2012年后，在没有搞清楚我国分省碳排放需求和碳汇能力时，即没有完成各省市自治区的碳核算时，不应该对各省市自治区推行总量控制，而是代之以节能减排量的指标控制，先实行起来。在完成碳核算后，应该按某种公平原则实行省市自治区碳排放的总量控制，例如在人均排放权相等并考虑区域GDP溢出框架下，实行省市自治区的总量控制，让碳排放权得以进入市场，为西部发展提供资金。但是在管理操作上，我们需要按指标控制。

更进一步，王铮在在中国-普林斯顿中国能源环境和经济政策论坛上，王铮介绍了自己的看法。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按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控制大气二氧化碳含量不超过500ppm计算，例如以1990年为基准年计算到2050年，全球每个人平均可以放出二氧化碳数，确定各国可排放量。我与会议主席及一些学者的争论关键是以那一年为基准年计算剩余排放量：工业化开始的1860年？人类认识到二氧化碳问题的1980年？开始确定了减排责任的1990年？《京都议定书》到期的2012年？关于各基准年的影响，我的课题组，包括吴静、朱永彬、马晓哲等，作了详细分析。

在会议上，有个学者说，现在的气候形势仿佛一群人在沙漠里只有一桶水了，只有一桶水，应该大家平均分。我说这群人除了水还需要面包，现在是过去用水多的人，用水造了许多面包，还在慢慢享用，而过去用水少的人没有面包。问题很清楚，发达国家还有许多面包，他们应该用面包换回水使用权，这个水，就是剩余排放量。

会上，有位学者还介绍了UNDP的2012年后的减排方案，她的方案实际上是国际上流行的Stern方案变种，提出减排指标控制方法，我们分析的结果说明，配额方案的公平性优于减排标准方案。当然仿Stern方案，我们也建议了一个方案，叫世界互惠方案，我们方案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是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而是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减排的标准至少控制在2050年人均排放量相等，或者在1980年基础上的剩余排放量相等。

当然，这些是我个人或者我们课题组看法，我对SCIENCE编辑的询问特别说明，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是我最后意见。我还同时对他说，我对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某种协议持乐观态度，我对2012年开始新的减排持信任态度，因为不谈不行了。

在我的气候保护意见中，我目前的课题组的吴静、朱永彬、马晓哲、吕静文、乐群、王丽娟做了不少工作，每年马晓哲、吕静文就要毕业了，顺便帮他们做个广告。最早随我研究气候保护问题的学生胡倩立，现在是个公务员。马晓哲要考公务员，按说那个部门是要谈判碳减排的；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学生利果考某单位公务员，笔试成绩第一，那个单位要搞CGE的，她论文就是搞CGE，结果最终要了别人。所以，我有许多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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