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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迷乱的星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汇集了作者十余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可以分两类,一是写京西煤矿工人,另一类写读书人。如果仅从小说创作角度看,前者艺术性或许更高些,有佳作如《丹凤眼》。但我更偏爱后者,其中《迷乱的星空》和《飘逝的花头巾》当年阅读时都留下深刻印象。作为学界小说丛谈中的一篇,这里只说后者。学界故事或许只有《迷乱的星空》和《飘逝的花头巾》,重点说这两篇。较为宽泛还包括了《流水弯弯》《雨,泼打着霓虹灯》和《秋天交响乐》,也简单说说。
《迷乱的星空》完成于1980年3月,发表于《上海文学》1980年9期。在小说集中篇幅最长,字数介于短篇和中篇之间,时间跨度长,人物多。作者以篇名为小说集名,似也说明其重要性。《迷乱的星空》用第三人称叙述,开了上帝视角。以陈昊教授的经历为展开主线,从1940年写到1980年,主要是1980年。1940年,名门闺秀蕙文受《娜拉》《家》等影响,离开家庭,到医院当护士。爱上了医院杂工陈昊。“她鼓励他去读夜校,补贴给他学费。她又鼓励他瞒着家里考取了大学的天文系。陈昊是靠年年成绩的优秀,获得奖学金来维持学业的。……劝他去留学。他有这样的天资,应该去开辟更壮丽的事业。……一九四八年,陈昊拿着博士学位,载誉而归了。(p. 115)”两人成婚,1956年生了女儿炜炜。蕙文身体不好,辞去工作,居家养病。对陈昊“只求他陪着读一小时的小说、诗歌。其他时间就不必管她了。……教授也发现自己所从事的艰苦的探求,更加充满了诗意。当他用天文望远镜对准那一团团炽热的天火的时候,他的心中也升起了普罗米修斯的自豪。(p. 116)”1976年,正在读《老人与海》时蕙文病发,医治无效逝世。在东郊合金厂当工人的女儿,照顾陈昊的生活。为了不耽误女儿婚姻,陈昊与过去的学生丁婉结婚。丁婉比陈昊年轻十岁。他否定过丁婉学生时代的研究选题,后来被丁婉丈夫以此批判陈昊压制年轻人,但丁婉丈夫后来也受到批判自杀了。丁婉主动追求陈昊,两人结婚。女儿炜炜爱上了家境贫寒但研究文学理论有独到见解的顾志达,这让陈昊很担心,与女儿有分歧。女儿说,“要是妈妈在,她会这么庸俗吗?……她要是这么庸俗,当年能看上一个医院的杂工?(p. 132)”这真是父母的无奈。“人老了,也许都会陷入这种窘境?多少父母亲,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曾象他们的子女现在所追求的这样生活过。可是现在,他们几乎都要象教授这样权衡着,苦恼着—也许,这就是我们可敬的父母们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当然也是最可悲的地方。(p. 132)”就顾志达的发展前景,陈昊请教了文学理论的权威季纯青教授,还以带季教授口信的名义去看了顾志达,在那里遇到他女儿。口信是说顾志达的相关研究有可能发表了。但顾志达并没有很高兴,反而有些悲哀。“有些人是搞意识形态的,却没有长着自己的脑袋!(p. 136)”这让本来有些兴奋的陈昊有些惭愧。“一个搞了几十年科学的人,也变得苟苟营营起来(p. 137)”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不逢迎传统,不盲从法则,对一切功利的诱惑付之一笑。这顽强的追求,使他向真理投降的时候,是那样真诚。使他建树起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又是那样自信。(p. 137)”。陈昊回到家里,准备与丁婉共同开始新的生活,鼓励丁婉继续她年轻时被他否定的研究。丁婉一直懊恼自己虽然有感情,但缺乏蕙文那种人格和眼光。陈昊也认可了顾志达,甚至遐想女儿与她在一起的生活。“也许,他们并不得志,一辈子也没有获得地位、荣誉,可是他们的生活一定是骄傲的、幸福的。也许,她的顾志达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文学理论家,那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充满了激情,绝不会堕入自足的空虚……人,活成这个样子,才具有真正的人生价值啊……(p. 140)”不过,回家的女儿告诉父亲,已经与顾志达分手了。女儿很冷静,“我喜欢他的新鲜、丰富。可这以后,需要坚韧,需要受苦,需要冒一辈子被埋没的危险。也许我根本受不了。(p. 140)”“她把对他认识的基点,放在‘一定会成功’上面,这种哲学本身就和他有根本的不同。相反,倒和他第一个女朋友有相似之处(p. 141)”“他所有的,只是健康、自信、和对事业的爱……而这一切,并不能保证他能成功。(p. 129)”陈昊继续读蕙文发病时没有读完的《老人与海》,小说就结束了。
《迷乱的星空》写了众多学界人物。天文学家陈昊教授其实在小说中的角色主要是父亲而非学者,续弦丁婉几乎是龙套。真正的学者其实是还在学界之外的读书人顾志达,他坚持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权利。可惜的是,许多人不懂得这些。(p. 136)”走在时代前面,突破禁区。“他并不希冀荣誉、地位,只向往真理……(p. 129)”季纯青教授认可他“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肩膀上扛的,是自己的脑袋。……可他有点儿偏激。(p. 133)”这个形象是所谓学界外的“黑马”,只是有些太纯粹,太完美,甚至美言不信。比陈昊教授还年长十几岁的季纯青教授着墨不多,形象反而很独特。“理论上,他是颇为年青的。他对文学理论的现状自有主见,洞若观火,如果他还不老,也许会挑起一面旗帜,自立一家之说。可是现在,他只能为人们献出他的译作,顶多在序言或后记里略露锋芒,留心的人并不难看出,那字里行间仍然回荡着追求真理的热情。虽然他不怕死,可还是盼着多活—人生是多么好啊。每一个做学问的人,如果能随着历史而生存,看到本学科的新成就,看到真理被承认,学说被检验,那多妙啊。(p. 133)”如果要索隐,有些像朱光潜先生。
我年轻时有些痴迷顾志达那种孤傲。虽然我无意改变世界,但不想因世界失去自我。很喜欢福音书的话,For what is a man profited, if he shall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s own soul? or what shall a man give in exchange for his soul? (Matthew 16:26)或类似的,For what is a man advantaged, if he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mself, or be cast away?(Luke 9:25)。《迷乱的星空》让这种个人的傲骨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互相加持。“旁观笑我太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小说也反映了究竟是“何妨”,论文无法发表,找不到女朋友,虽然只是种可能性。孤傲能坚持多久?很难讲。如《傅雷家书》中说,“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的确已经大大的扩张了;同时却又证明‘自我’不能无限制的扩张下去,而且最后承认‘自我’仍然是渺小的,斗争的结果还是一场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个觉悟,觉悟斗争之无益,不如与命运、与神,言归于好,求妥协。”人生的艺术或许就是何时主动放弃孤傲,从而避免后来被动放弃。
《飘逝的花头巾》写于1981年4月,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6期。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小说之一。男主人公秦江也是叙述者“我”,女主人公是秦江当水手时遇到的大学生沈萍。秦江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p. 217)”时代的变化让本来过着颓唐生活的秦江忽然有了危机感。“是因为那是一九七六年底了,每个人都显示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舍身求法的,弃而不舍的,浑浑噩噩的,卑躬屈膝的……我呢,一个聪明的废物—过去没用,将来也没用!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被生活淘汰的恐慌……唉,反正一切都使我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p. 218)”于是秦江到重庆在川江上当船员,但仍难以振作起来。1978年,在客轮上遇到沈萍,她正在挥舞着花头巾给江岸边的妈妈发信号。母亲是小学教师,她们被她父亲抛弃。只有初中学历的沈萍经过奋斗,以地区第一名考取了北京的S大。她自豪地对秦江说,“我妈从小就教我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哼,推荐上大学,哪次也没我的份儿,现在怎么样!’(p. 224)”这次偶遇让沈萍成了秦江上进的动力。“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可笑的是,我当时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呀!……后来,渐渐的,才华、毅力、激情,这些我早已陌生的东西,似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我的身上。苦读、写作、劳动;自然、社会、人……一切开始充满了魅力—我也不再需要她常常站到眼前督促我了。(p. 225)” 秦江在1980年考取了沈萍就读的S大中文系,小说创作也获了奖。但入学与沈萍重逢后,她已经不再具有“我”记忆或想象中的光彩,而是很抑郁。“象我们这样的人,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学术界的关系,再混一年,回到那个江边小镇,当个教书匠,心满意足……’(p. 230)”“谁能体会得到一个边远小镇的姑娘进入堂皇学府以后的敏感和悲哀?(p. 230)”她仍然在奋斗,拜访名流,追求甚至委身某学者的儿子,清华学生,年少有为,前途无量。这让秦江反思,“一直陶醉在金色的秋天里,这时才突然发现,原来也有败叶和秋光一起生长。(p. 230)”“她在艰难时世中奋斗时,是靠自尊还是虚荣来点燃自己的热情。不管是怎样,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永远只靠这些来挑起自己奋斗的大旗吗?(p. 231)”也让他愕然,“难道她奋斗了半天,是要钻进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难道我奋斗了半天,也是要回到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那里,是断送一个人全部激情、毅力和才华的泥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那里挣扎出来的啊!(p. 232)”进而感慨,“奋斗者,不尽然那么伟大,不尽然,是吗?(p. 234)”秦江试图劝阻她而写封长信,也透露爱慕之情,却被沈萍认为是“嫉妒,假正经,还故作多情……(p. 232)”秦江偶尔知道沈萍男友正在追求他朋友的妹妹,其父能帮助他到MIT,却看到沈萍与男友携手到他的房间,后来熄了灯。这些让秦江警醒,没有出席小说颁奖典礼,发奖的文艺界领导是他父亲。秦江是笔名,所以他父亲并不知道当年去当船员的儿子已经是年轻作家。“人们一旦知道秦江是谁,会给我特殊的恩宠,不少老朋友们又会拉我去作‘老莫’、‘康乐’的常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毅力经受这些了。说真的,这都要感谢沈萍。她使我想了许多问题。关于奋斗者。关于人生。(p. 246)”
《飘逝的花头巾》关于大学本身描写并不多。例如说到当年校园氛围,“在我们的石榴湖畔,聚集了许许多多从荆天棘地里挺拔出来的云杉,自然也生长着不少从幸运的土地上萌发起的根苗。这里,有自命为‘拼命委员会’的学习小组,有媳灯以后仍然躲在盥洗间里背单词的青年,也有时髦之士、风流人物等,有诸熟‘终南捷径’,在出版部门、学术团体进行‘穿梭外交’的‘基辛格’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p. 231)”该小说对我当年的认知有影响,至少可以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其一是所谓“奋斗的支点”,也可以理解为成功之后怎么办。在王安忆某短篇小说中读到一句话,“希望实现的同时也是失去。”当然,作为一所普通高校成绩平常的在校本科生,考虑这个问题无疑有些过早。小说里的答案我耳熟能详但并不认同,就是要把个人捆绑进某个宏大叙事中,在我看来大而不当,说起来动听,其实行不通。当时的想法,需要有个人内在的支点,例如兴趣。其实也有另一种对策,就是有一系列支点,毕业、考研、读博、副教授、教授、小帽子、大帽子…….,那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对策,或许有些更成熟的人早就知道。其二是生动地诠释了“围城”现象,那时还没有读钱锺书的《围城》。秦江原来所在的小圈子,里面有些人如秦江想出去,外面有人如沈萍想进去。乐观些看,进去了,是成功;出去了,也是成功。悲观些看则都相反。这个就是学过辩证法的人都知道的“否定之否定”。其三是对那种微妙的阶层差别开始有所了解。职业职级的差别更明显,有些职业有权,有些职业有钱,同一职业如大学教师中有职级差别,如教授副教授讲师。但相同职业相同职级其实还是有来自生长背景的阶层差别,就像同是大学生,不同学校不同家庭背景,差别其实也很大。有些理解我初中有位数学老师为什么那么与众不同,她北大毕业,父母是教授,本质上是圈子里的人。这些当年我都不知道,看过小说有些朦朦胧胧的感觉。
《流水弯弯》写于1979年5月,发表于《花城》1981年(可能是第2期但待核对)。小说是叙述者“我”在1979年回顾在1969-1973年间与钟奇的交往。小说实际的男主人公是钟奇,他最初吸引“我”,是放弃工资优渥的京郊矿工而且去陕西插队共同创办“xxx公社”,追求“有奋斗、有激情、有理想的境界(p. 4)”。三年后所谓的公社只剩下钟奇和“我”两人,钟奇又要开始煤炭地下气化的研究,但阴差阳错其实也有某种必然被当成“白专”典型批判。1973年,两人有冲突也有误会而分手,“我”回到北京,结婚成家。过着安逸的生活,“同龄人中,我们简直是生活的娇子了。明伟是话剧演员,人很漂亮(p. 1)”“我们不是为生活奔命的人,我们是懂得生活的人。(p. 2)”人性的奇妙之处,就是安逸会产生厌倦。“生活是很幸福的,又很无聊。我的生活里好像缺少一点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p. 2)”“我”把这种无聊和厌倦转为对丈夫的嫌弃,觉得他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生活造就了这样一种人。体面、高雅、风度翩翩,然而无知、浅薄,可悲的是他还自以为得意。(p. 17)”“生活、理想、人和人……你一点儿也不明白!(p. 19)”在与丈夫的争执中,读到了六年前分手时没有读到的钟奇的短信。于是“我”去找钟奇。他已经娶妻生子,妻子没有文化,他不读书,无所追求,成天与工友打牌。妻子善良,对他不理解但同情。“他是个好人,就是看书看过头了,净干点傻事……(p. 23)”本来想汲取精神力量的“我”,反过来鼓励钟奇,用他说过的话和写过的诗,“幸福,是属于生活的开拓者的……(p. 25)”“只要这星星还在天上闪烁,我们就不必害怕生活的坎坷。让别人去作生活的娇子吧,我们的使命却永远是开拓。(p. 27)”分手时劝他对自己妻子好些。这篇小说有些文人的刻板印象,如文化女青年嫌丈夫庸俗,物质生活与精神境界往往相悖。比较有意思的是写出奋斗者在不利环境中的沉沦,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还说明“躺平”同样不是出路,“奋斗带来的痛苦消失了,幸福却也变成了无聊和空虚。屡遭挫折的失望没有了,精神的振奋却也不再出现。生活已经无忧无虑,却并不使人感到满足……(p. 11)”。这就是生活中的两难之处。卷,卷不起;躺,躺不平。或许只有能躺平的人才能卷起,反之亦然。所谓“静而圣,动而王”,都不容易,只是“圣”相对便于伪装可以自以为是欺骗别人和自己,“王”更客观些。
《雨,泼打着霓虹灯》写于1979年5月,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10期。篇幅即使作为短篇小说也是很短,写出文化人在社会转型期中的窘境。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饭店,叙述者“我”似乎是文化人,至少是知书达理之人。三年前,几个顾客吃饭少了些钱,反而奚落服务员长得丑要少交钱,“我”替他们补足了钱。每次用餐后都对那位服务员说,“谢谢您!”她则回答,“不谢,慢走。”成家后“我”有段时间没有来。在小说的现在,那位服务员变得较为漂亮,菜价也涨了。她没有认出“我”,有些嫌弃“我”消费能力有限。对“我”的道谢没有回答。还在背后议论,“穷酸相儿,又穷讲究,还酸文假醋的(p. 154)”。最后“我”在呼吁精神文明。这个故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文人的心态,对社会地位相对低者有诚挚的同情,或许只是优越感的体现;自己处于相对低时就少了平常心,而是抱怨社会出了问题。其实也可能只是文人自己的问题。这种“失落感”也是开风气之先,八十年代文人总体上意气风发,要到九十年代才有普遍的失落感。
《秋天交响乐》写于1979年2月。篇幅更短的一个故事。27岁两次高考落榜的“我”在香山遇到位住在后海的音乐学院教授,双目失明。“我”15岁时,去抄教授的家,烧毁了堆起来一人多高的五线谱,包括他的作品《秋天交响乐》。两人交谈中,“我”承认自己年轻时抄过家烧过书。老教授很豁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悲剧是我们自己开始的,又由我们自己来承受了。(p. 211)”“新的生活,新的一页,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开拓啊。(p. 211)”而且老教授对自己旧作不满意,要重新创作《秋天交响乐》。这个小说很励志,在我这种世故的读者看来,有些过于正能量了,近于鸡汤文。
顺便说说对陈建功作品的总体印象。尽管有《迷乱的星空》和《飘逝的花头巾》两篇让我难忘,但总体上我不是特别欣赏陈建功的作品。现在想想,因素挺复杂。我在说《夏》时引用过,“a shy man lacking in ‘animal sprits’”,文弱书生与作品中那种矿工般的“阳刚之气”缺少共鸣,甚至感觉就是被书中人物所鄙视和针砭。小说中的京味,我也欣赏不来。更主要的“三观”有差别,作者在我看来属于那种急于用世的人,因此迷恋至少是要借助某种“宏大叙事”;我个人的理想更倾向于“自由而无用”,对一切“宏大叙事”抱有戒心。因此,作者汗牛充栋的小说,我只读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
作者陈建功1949年出生于广西北海。1968年起在北京木城涧煤矿当工人。1977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春季入学,1982年毕业后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1995年起担任中国作协各类领导职务。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趋时肯负平生志—学界小说丛谈之《爱的困惑写的困惑在双轨上运行》
今朝放荡思无涯—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非学界故事)
休对故人思故国—学界小说丛谈之《悬空的十字路口》
艰难苦恨繁霜鬓—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力学家故事)
“我们”与“我”及其超越—学界小说丛谈之《精神隧道(下):心界》
红尘染尽春衫色—学界小说丛谈之《女招商局长》(学界故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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