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家里吃的粮食都是凭粮证在粮站买。辽宁省每人每月三两油(其它东北省份可能是五两油)，大米和白面各若干斤。每人定量从三十斤到五十斤不等，取决于工作岗位。父亲本来是工程师，但那时按工资对应为技术工种，算是八级铆工，定量就是五十斤；母亲在医院工作，定量好像是32斤；我自己定量多少反而不记得了。定量中非大米和白面的份额，是高粱米(好像也有份额)和玉米面。任何种类的粮食，如果不买，都可以领出粮票，当然是地方粮票。
我父母都是上海人，主粮是大米。面食不太会做，玉米面和高粱米完全不吃。在当时的供应体制下，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办法就是与进城的产粮区农民交换，鞍山附近的盘锦、营口可能还有海城都是产粮区。
换大米的方式有几种。农民最欢迎的方式是用大米换从粮站买来的白面。似乎是农村的磨面设备有限，无法把小麦精磨成白面，就算种了小麦。白面农村也买不到，过年要吃白面饺子，就要另想办法弄白面。交换比例是1斤白面换1.1或1.2斤大米，反正白面比大米更值钱些。白面我们家也很有限，更常用的是用粮票换，价格大致是每斤粮票加3毛多钱换斤大米。至于是加0.31、0.32甚至0.35元，要看大米的产地、质量等讨价还价。还有种换法是到粮站买了玉米面换给农民，本质是与粮票相同，因为玉米面与粮票实质上可以互换。加的钱就是粮票换大米加的钱减去购买玉米面的钱。
换大米的难点是找到有粮愿意换的农民。当时私自换粮食不被允许，并没有集中的市场。农民用自行车驮着大米走街串巷，吆喝“换大米—”，就像有个春晚节目“换大米”。因此在秋天大米成熟后，母亲上下班都要东张西望，看见有要换的农民，赶紧招呼，看看大米质量，是不是新米，颗粒是不是完整，有没有沙子，也谈谈价格。如果谈得拢，就领到家里。大米要过秤，农民通常自己带秤，家里粮食口袋装多少，母亲也大致有数，可以反演农民的秤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秤的过程中是不是做了手脚。据母亲说，如果是种粮的农民，质量和秤一般没有问题，但有时候可能遇到粮贩子。给农民的白面和玉米面倒是简单，直接带农民去粮站购买。带陌生人到家里多少有安全风险，换大米的全过程，大门都敞开着。换大米完全是母亲操作，我通常只是在旁边看，偶尔帮些小忙，主要作用可能还是给母亲壮胆。当年我十岁上下，有些记忆，总是要站在比农民离门更近的地方，有情况可以跑出去喊人。这也算是“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记忆中，父亲上班，因此几乎缺席所以换大米的过程。作为一家之主，父亲只是督促，总怕家里断粮。特别是在周末，听到外面有人喊“换大米！”就让母亲去看看。后来，听见外面有喊换大米，母亲就有些紧张，声称是对听到“换大米—”过敏了。
现在想想，当年旁观换大米，对我的成长还是有些影响。其一是危机感。小时候我们家生活条件相对好些，但总有不安全感。除了父母是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其实只是脑力劳动者)外，每年换粮(除了换大米外还要买私人的豆油)的不确定性也是不安全感的来源。深刻理解和认同“手中有粮，心就不慌。”在后来的职业生涯里，这个“粮”可以指“论文”“经费”“帽子”等。其二是计划性。对我们家而言，一年之计在于秋，秋天要备足全年的粮食。如《伊索寓言》中《蚂蚁与蜣螂》的“教训”，“在景况好时不预先考虑将来的事情的人，在时节改变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不幸。(周作人先生译文)”其三是“交换”观。个人感觉所读人文作品的作者大多对“交换”持负面看法，但早年生活经历有助于对冲那些文人的偏见。虽然我们全家都完全没有商业头脑，但并不妨碍我认同“交相利”。“交换”观是“三观”不可或缺的部分。相信“交相利”“兼相爱”就是种世界观，人生观中包括了哪些可以交换哪些不可以交换的分界，价值观则是交换的“汇率”。天下最公平的事情，莫过于双方自愿地交换。没有交换的封闭系统必然熵增最终热寂。
附录：忆往昔系列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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