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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趣横生—学界小说丛谈之《人•兽•鬼》

已有 677 次阅读 2025-6-2 22:51 |个人分类:休闲阅读|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钱锺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46初版。随后有多种版本。例如，香港文教出版社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台湾书林出版有些公司1988年，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收入三联书店1999年版《钱锺书集》，2002年出了简体字版，本文引用页码用该版。小说集包括4篇小说。《上帝的梦》是上帝造人故事的改写，《猫》《灵感》和《纪念》分别是名流学者、超级作家和文艺女青年的故事，都可以算是学界故事了，特别是《猫》。这四个故事都妙趣横生。既有别出心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有独具慧眼明察秋毫的洞察力，皆为“写在人生边上”的佳作。

读名家的学界小说，索隐纵然是无益，仍然有趣。作者显然预期读者会有这种低级趣味，因此在《序》中宣告所有故事完全都是虚构。“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p. 1)”。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作者并不能垄断作品的解释权。就算作者真以为纯属虚构，也不能排除潜意识中仍有原型。因此，在后面的行文中，仍是我行我素，想索隐时便出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上帝的梦》是颇有想象力又意味深长的寓言，与学界无关。上帝寂寞无聊，特别是没有观众欣赏赞美他的无边法力，要为自己造个伴侣，要求有三点，“第一，这伴侣要能对自己了解。……第二，这个伴侣的作用就为满足自己的的虚荣心。……第三，这个伴侣该对自己忠实，虔诚(p. 4)”上帝虽然万能，但做事仍需要经验。造第一个人用烂泥，很丑；因此又用细沙重新造一个。前后两个分别是男人和女人。然后上帝又展示自己的本领，造出蔬菜水果飞禽走兽。开始两人由衷地赞美。“这样好多次后，这一对看惯了他的奇迹，感谢得也有些厌了，反嫌他碍着两口子间的体己。同时上帝也诧异，何以他俩的态度渐渐冷淡，不但颂赞的声音减少了高朗，而且俯伏时的膝盖和背脊似乎不如以前弯得爽利。(p. 7)”上帝已经有无数发明，现在又有了两个发现。一个是数学上的，“每涉及到男女间关系的时侯，‘三’是个少不了而又要不得的数目。 (p. 7)”一个是物理上的，“宇宙间有地心吸力那一回事。因为地心吸力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喜欢向下掉，包括牛顿所看见的苹果。(p. 7)”男人女人厮混在一起，无事都不搭理他了。“他甚至恨自己的伟大是个障碍，不容许他们来接近。造了这一对男女，反把自己的孤寂增加了；衬着他们的亲密，自己愈觉被排斥的孤独。(p. 8)”上帝准备等男女请他造物时加以拒绝以泄愤。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女人背着男人请上帝造另外个男人，男人也背着女人请上帝造另一个女人，上帝愤怒地加以拒绝。他们反而更加疏远了上帝。上帝为给男女找麻烦，造出毒蛇猛兽。男女在恐慌一阵后，阴差阳错，居然战胜了毒蛇猛兽。上帝又造出微生物，让男女都病倒死掉，长出蛆虫，尸骨无存。这也不是上帝的本意，并不想让他们死，就是死也应该先忏悔。好在这其实只是上帝的一个梦，不过全能如上帝，也无法继续做想做的梦。于是故事在上帝的厌倦中结束。虽然只是个寓言，仍有很深刻的洞见。在结束前上帝的困惑，“他造了东西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象人，象猛兽，象微生虫，结果何以老是事与愿违呢？(p. 16)”可以用Hayek的理论解释，任何“社会改造工程”总会以失败告终，社会的存在依赖自发秩序的生成。这正是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故事对人情世故也有认识，(男人的礼物)“相当于女人的巧笑媚眼，也是有所请求时的贿赂 (p. 11)”。顺便还回答了有史以来最难的神学问题，“‘这世界既是全能至善的上帝造的，何以又有恶魔那般猖狂？’原来上帝只是发善心时的魔鬼，肯把旁的东西给我们吃，而魔鬼也就是使坏心时的上帝，要把我们去喂旁的东西。他们不是两个对峙的东西，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两种名称，好比疯子一名天才，强盗就是好汉，情人又叫冤家。(p. 14)”小说甚至还有现实的预见性。“那时候的人压根就没工夫看书。(p. 1)”顺便一提，全能的上帝都没有造出满足他三个条件的伴侣，有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就更不用梦想了。

《猫》发表于《文艺复兴》1946年1月10日创刊号，重新发表于《十月》1981年5月期。故事发生在日军占领东三省后，进攻上海之前，就是1931年。情节不复杂，但人物很有趣。李建侯和爱默都是前清遗老后代。李建侯父亲有钱，“融会中国、东洋、西洋(p. 21)”，“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p. 21)”。爱默父亲有名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p. 21)”“抱过去的思想，享受现代的生活，预用着未来的钱(p. 20)”。夫妻两人都是留美归国。爱默婚后去日本做了美容手术，光彩照人。更是在家里请名流聚会，作为沙龙女主人，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p. 19)”标题中“猫”就是爱默的猫。建侯既然娶了美女，就甘效犬马之劳，非常不容易。结婚十年后，人们以结识爱默为荣，甚至奉承她的猫，都不问候她丈夫，让建侯失落。他要有自己的事业，雇佣19岁的休学大学生齐颐谷为秘书著书立说，落实在写游记。爱默知道颐谷暗恋自己，常差遣他做事情。游记进展缓慢，建侯因颐谷的使用权与爱默争执。夫妻冷战中，建侯借口去上海租房子以供躲避战乱之用，带着新结识的情人南下。爱默得知后，要报复丈夫，想献身颐谷。颐谷先是害羞，等准备从命时，被猫搅局。把猫关到门外时夹了猫尾巴，被生气的爱默赶走。结束时，爱默“忽然觉得老了，仿佛身体要塌下来似的衰老，风头、地位和排场都象一副副重担，自己疲乏得再挑不起。她只愿有个逃避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忘掉骄傲，不必见现在这些朋友，不必打扮，不必铺张，不必为任何人长得美丽，看得年轻。(p. 68)”建侯其实也后悔，“为身边这平常幼稚的女孩子拆散家庭，真不值得！自悔一时糊涂，忍不住气，自掘了这个陷阱。(p. 68)”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以那位新情人结束。(建侯的)“这许多思想，搀了他手同看窗外风景的女孩子全不知道。她只觉得人生前途正象火车走不完的路途，无限地向自己展开。(p. 68)”工具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位置，这几乎是通例，就像“全聚德”供货商养的鸭子一定会以“全聚德”的商誉而自豪。小说标题叫“猫”，或许因为猫不仅破坏了那次幽会，也见证着历史。“它到李家不足两年，在这两年里，日本霸占了东三省，北平的行政机构改组了一次，非洲亡了一个国，兴了一个帝国，国际联盟暴露了真相，只算一个国际联梦或者一群国际联盲，但是李太太并没有换丈夫，淘气还保持着主人的宠爱和自己的顽皮。在这变故反复的世界里，多少人对主义和信仰能有同样的恒心呢？(p. 19)”最后一句真是诛心之论！

小说标题虽然叫《猫》，其实主要写猫主人家的聚会，特别是参加聚会的名流。沙龙的男女主人原型李建侯和爱默无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他们的沙龙太有名，冰心也写过《我们太太的客厅》，以后有兴致时说。最早索隐的是作者老师辈的吴宓，他阅后记述，“其中袁友春似暗指林语堂，曹世昌指沈从文”(《吴宓日记》第十册第99页)。这两人确实比较明显。作家袁友春“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p. 31)” 作家曹世昌“他过去的生涯布满了神秘性。假使他说话可信，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像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p. 35)”比较明显的还有作家陆伯麟原型是周作人，“日本文明学西洋象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象，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p. 32)”没有提名字的爱慕女主人的诗人是徐志摩。学术机关主任赵玉山原型可能是胡适，“这个机关里雇用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编辑精博的研究报告。……他常宣称：‘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仑布的发现新大陆。’……他平时沉默寡言，没有多少趣味。(p. 33)”赵主任的夫人赵太太的原型或许是冰心，“赵太太一见李太太，心里就讨厌她风头太健，把一切男人呼来唤去。……那时候是五月中旬，可是赵太太讲话后，全席的人都私下抽口冷气。(p. 34)”其他的原型更不好猜。科学家郑须溪姑且算是金岳霖虽然他是哲学家，“他立志要做个‘全人’，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的领土。他自信富于诗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丰富跟科学的精确调剂融会。”“画家陈侠君曾在法国学过画，可是他不必靠此为生(p. 39)”，可能是常书鸿。文艺批评家傅聚卿像朱光潜，政论家马用中像罗隆基，齐颐谷似乎是萧乾。当然，只是原型，并不意味着小说是这些原型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当时名流，但未必都常出现在林徽因的沙龙。由于沙龙及其客人速写和议论，《猫》算是典型学界小说，甚至可以说是《围城》的雏形。但《围城》写的是学界的底层，而出现在《猫》中是学界高层。学界有其运转逻辑，不同层级表现形式有别。

《灵感》曾在《新语》1945年10月第1和2期连载。这个短短的故事层次丰富。先是写顶级大作家之死，然后是死后在地下的遭遇，最后简要写投胎重返阳间。超级作家“他能在激烈里保持稳健，用清晰来掩饰浅薄，使糊涂冒充深奥。(p. 69)”因此作品极为畅销。“他对文学上的贡献由公认而被官认。他是国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专家组织委员会来翻译为世界语，能向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p. 70)”如果一定要说原型，够资格的几乎唯一，小说出版时已经逝世近十年了。很遗憾，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者并不懂汉语也不懂世界语，大作家与诺奖失之交臂。大作家卧病在床，看到报纸上的种种议论，特别是有人建议他出资设文学奖，还有建议他先出资奖励资本家以鼓励资本家奖励文学，竟一病不起。死后灵魂上了天堂。在天堂书室看自己作品时，因为作品太多，竟然压碎了楼板，让大作家跌入地府。地狱公正的管事坚信决定论，“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戴了面具的必然。(p. 80)”因此，“阳世间人死后都到我们这儿来，各有各的来法。可是，这不同的来法根据一条不偏不颇的定律：‘作法自毙，请君入瓮。’一辈子干什么事，临死就在那事上出个岔子，叫他投到。(p. 80)”大作家只能去投胎。正在管事犹豫让他投为何物时，大作家想逃走，却遇到他不认识的人找上门来。“自己全不知道的人却知道自己，这就是名气。(p. 83)”原来是小说中的人物纷纷告状。开始大作家还不以为然，“大不了是诽谤、抄袭，或是伤害风化。文人吃官司不外这三种缘故。(p. 81)”这些书中人物告的却是谋财害命。大作家希望投胎为作家，不再创作，或者“硬译”外国文学，或者专编历史悲剧。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作家被判决投胎到正在等待“灵感”的青年作家计划中的书里当主人公。投胎时，青年作家正在与房东女儿滚床单，大作家觉得与其到青年作家头脑中，不如到房东女儿子宫中，趁行事老派的押送小鬼因撞见男女激情戏而闭眼时，冲进房东女儿的耳朵。小鬼受到申斥，明白了“为了公事就得窥探私情(p. 91)”的道理。难怪现在处处都有摄像头。大作家倒是如愿以偿。“那孩子一生下地就笑，看见父亲，笑得愈有一种胜利的表情。亲戚们都说这孩子的命运一定大吉大利。直到现在，我们还猜不出这孩子长大了是否成为作家。(p. 91)”

《灵感》说到买书的事情挺有意思。“在外国，作品销路的广狭，要由中产阶级的脾胃来支配。我们中国呢，不愧是个诗书古国，不讲财产多少，所以把中学生的程度和见识作为作品的标准。只有中学生，这些有头脑而尚无思想、喜欢听演讲、容易崇拜伟人、充满了少年维特的而并非奇特的烦恼的大孩子，才肯花钱买新书、订阅新杂志。至于大学生们，自己早在写书，希望出版，等人来买了。到了大学教授，书也不写了，只为旁人的书作序，等人赠阅了。比大学教授更高的人物连书序也没工夫写，只为旁人的书封面题签，自有人把书来敬献给他们了。(p. 69)”那其实是“过去的好时光”，现在中学生也未必有时间和兴致读闲书。也说到作家的经营。“你以为现代的天才还是潦倒寒酸不善理财的梦想者，一头长发、一屁股债么？你还中着浪漫主义的余毒，全没有认识现实生活呢！我们不是笨人，了解经济在生活里的重要，还怕自己不够精明，所以雇用了经纪人和律师来保障我们的利益。大宗的版税和稿费，我们拿来合股做买卖。(p. 81)”被讥讽为“善于抓住现实—我的意思是抓住现款和实利(p. 81)”。

小说《纪念》是文艺女青年“婚外恋”的故事，发生于1940年前后，因为再晚中华民国空军几乎没有飞机参与空战了。读着大学的富家小姐曼倩与寓居她家的借读生才叔自由恋爱，战胜父母阻拦成婚。由于才叔在内地机关单位工作，曼倩随他到内地的小山城生活。生活平静无聊，曼倩无所事是，更感到精神匮乏。结婚两年，也没有孩子。认识了才叔的表弟天健后，与空军帅哥天健有了暧昧，男女间的吸引与抗拒让她感受到生活的刺激。特别是有些嫉妒天健与空军办公室女孩的关系。那位女孩据说与多人交往，被曼倩称为“航空母舰”。这种微妙的精神出轨终于导致肉体关系，然后暧昧就失去了趣味。“他们的恋爱算是完成，也就此完毕了。天健有达到目的以后的空虚。曼倩在放任时的拘谨，似乎没给他公平待遇，所以这成功还是进一步的失败。(p. 117)”曼倩也清楚了自己并不爱天健。故事的结尾有些出乎预料。天健在空战中牺牲。曼倩则怀上了天健的孩子，才叔以为是自己的孩子，还打算起名“天健”。这个故事有作者对男女交往心理的精准认识，也有那种不动声色但一针见血的讽刺，更有些人情世故。后者例如，关于大学中的青年男女“少年人进大学，准备领学位之外，同时还准备有情人。在强迫寄宿的大学里，男女间的隔离减缩了，而且彼此失掉家庭背景的衬托，交际时只认识本人。在学校里，这种平等社交往往产生家庭里所谓错配。何况爱情相传是盲目的，要到结婚后也许才会开眼。不过爱情同时对于许多学生并不盲目；他们要人爱，寻人爱，把爱献给人，求人布施些残余的爱，而爱情似乎看破他们的一无可爱，不予理会—这也许反证爱情还是盲目的，不能看出他们也有可爱之处。所以，男女同学不但增加自由配合的夫妇，并且添了无数被恋爱淘汰下来的过时独身者，尤其是女人。(p. 95)”

钱锺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23年考入私立苏州桃坞中学初中部，1926年桃坞中学停办转入同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私立学校无锡辅仁中学高中部。192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任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兼The Chinese Critic编辑。1935年考取教育部第三届英国庚款公费留学生，入牛津大学英文系深造。1937年获文学士学位，到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1938年经香港到昆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教授。1939年到湘西宝庆，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筹建文学系。1941年回沪，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课，1942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6年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主编所发行刊物Philobiblon，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1950年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所后改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其中外国文学研究组工作，1953年借调到古典文学研究组。1960年，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定稿小组成员。1969年，下放到河南罗山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不久随干校迁河南息线，1971年随干校迁信阳，1972年遣返回京。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8年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