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谋按：本文由生成式AI豆包生成，仅供参考。
“圕” 字最早由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于 1924 年创造，其诞生与推广过程可追溯至以下关键节点：
一、发明背景与动机
1920 年代，汉字尚未简化，“圖書館” 三字（繁体）共 41 画，书写繁琐。杜定友在菲律宾攻读图书馆学期间，已关注到西方图书馆标识的简洁性，归国后担任广东省立图书馆首任馆长时，为提升文书效率，萌生以单字替代 “圖書館” 的构想。这一创新不仅呼应了新文化运动中汉字改革的思潮，更直接服务于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需求 —— 当时中国图书馆正从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公共机构转型，标准化术语的简化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
二、实践与传播历程
初步试用（1924-1926）
杜定友首先在馆内文件、目录卡片中试用 “圕” 字，并于 1926 年赴日考察期间，将该字介绍给日本图书馆界，引发当地学界兴趣。日本图书馆协会随后在《图书馆界》杂志推广此字，使其在东亚地区形成早期影响。
学术认可（1927-1929）
1927 年，杜定友在《图书馆学季刊》发表《圕》一文，系统阐述造字逻辑：“囗” 象征馆舍，“書” 置于其中，以会意方式表达 “藏书之所” 的核心功能。1929 年 1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正式通过 “采用‘圕’新字案”，要求全国图书馆在公文中使用，标志着该字获得官方学术机构的认可。
社会普及（1930 年代）
随着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推广，“圕” 字在 1930 年代进入应用高峰期。例如，1931 年建成的上海海关图书馆（现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外墙即镌刻 “圕” 字，成为该字实体化的标志性案例。同期出版的《图书馆学通论》《校雠新义》等著作中，“圕” 字频繁出现，进一步巩固其学术地位。
三、历史争议与演变
尽管 “圕” 字在民国时期广泛使用，但关于其读音存在分歧：最初保留 “túshūɡuǎn” 三音节读法，后逐渐简化为 “tuǎn” 单音节，这种合音现象在汉字中较为罕见。1950 年代汉字简化运动中，“圕” 未被纳入官方简化字表，导致其使用范围收窄，但在图书馆学界仍作为专业术语存续。例如，1980 年代出版的《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中，编者仍沿用 “圕” 字标注文献出处。
四、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
“圕” 字的创造不仅是汉字简化的早期实践，更承载着中国图书馆学现代化的历史记忆：
学科自主性象征：杜定友通过造字，强调图书馆学的独立性 —— 它不仅是 “藏书之术”，更是融合分类学、教育学、社会学的综合学科，“圕” 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人开始构建本土化的学科话语体系。
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的平衡：该字以极简符号传递复杂概念，既体现工具理性（效率提升），又保留象形文字的表意传统（“書” 居中凸显知识核心），这种设计思维与杜定友 “图书馆是学术总汇” 的理念一脉相承。
跨文化交流案例：“圕” 字在中日两国图书馆界的双向传播，展现了近代东亚知识共同体的互动模式，其历史轨迹可视为汉字文化圈技术术语创新的典型样本。
五、现存争议与学术再审视
近年来，关于 “圕” 字的历史定位出现两种观点：
肯定派：认为该字是汉字功能扩展的成功案例，其 “音形义三位一体” 的设计符合现代术语学原则，建议在图书馆专业领域恢复使用。
质疑派：指出 “圕” 字违背汉字构字规律（如部首归属争议），且脱离大众认知，主张以 “图”“馆” 组合词替代。这种分歧折射出传统学术符号在数字化时代的存续困境 —— 当图书馆功能已扩展至数字资源管理，“圕” 字的物理象征意义是否仍具现实价值，成为值得探讨的命题。
结语
“圕” 字的诞生与流变，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与汉字改革史交织的缩影。其最早使用时间虽可明确系于 1924 年，但作为文化符号的生命力远超技术层面：它既是杜定友 “致用” 理念的具象化表达，也是中国图书馆人在西学东渐浪潮中探索学科主体性的见证。在数字时代，“圕” 字的价值或许不再局限于笔画简化，而在于其背后蕴含的创新精神 ——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张力中，寻找知识传播的最优路径。
延伸阅读：
徐铁猊.“北刘南杜”和“中西两杜”.https://m.sohu.com/a/158102418_748548/ (《图书馆报》2017年7月18日）
在中国图书馆界，提起“北刘南杜”和“中西两杜”应该是无人不晓，其中所提到的三个人物都是图书馆界的名人。“北刘南杜”，北刘是刘国钧，南杜是杜定友；“中西两杜”，中杜是杜定友，西杜是美国的杜威。
杜定友先生还有一个大胆而新奇的发明，他创造了一个可能是汉字里唯一的多音节字“圕”。1924年，杜定友先生以“图书馆”三字笔画繁多、书写不便（当时尚为繁体字），便创造了“圕”字，虽为一个单字，但读音仍为“图书馆”。1926年，杜定友赴日旅行，与日本图书馆业界同仁谈及此字，受到颇多赞许。当时日本图书馆界正计划创办一份图书馆杂志，于是决定刊名就采用圕”。不久，杜定友收到《圕》杂志第一期，他对该期所有文章中“圕”一字的使用情况加以统计，在总共四十页的刊物中，用“圕”字竟达四百三十六次，但如果仍用“图书馆”则需用一千三百零八字。如此看来，“圕”字的使用确实使编辑刊物简便了许多。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会议一共收到一百七十余件提案，其中包括杜定友提出的“采用‘圕’新字案”。此议案最终由行政组决议通过。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致函各图书馆，就“采访与流通”等诸事项发布指示，其中亦要求各地图书馆广泛使用“圕”字，称：“‘圕’字为图书馆三字之缩写，于图书馆界同人事务上至为经济便利，已经大会议决通过，亦望广为应用。”而且该公文就已将“图书馆”三字由“圕”代替。国内最早使用此字的报刊是上海《申报》，《申报》于1929年2月2日报道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消息时，文中已夹杂使用“圕”字。从此，“圕”在文化学术界开始流行，并曾被多种字典所收录。现在的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徽就用了这个字。
说来有趣，“图书馆”一词就是从日本引进的。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当时清政府颁布的官方文件《学堂章程》中首次使用，于是“图书馆”成为官方认定的正式名称。而杜定友先生创造的“圕”字又反向输回日本，为日本所率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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