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朱大可的“流氓”（推荐朱大可《流氓的盛宴》）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超稳定结构的新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在国家之下从来就不缺各色流氓。从水浒传中的群氓到造反的孙悟空，一直以来都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一席。在朝代相对稳定之时，在国家/流氓这一对偶中，国家占优，而在朝代更迭之时，则流氓的势力大增，甚至在争斗中夺取政权。与项羽相比，显然刘邦更是流氓，可以泰然接受其父之羹，手下的韩信可以忍受胯下之辱；与刘备相比，显然曹操更是流氓，“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一旦刘邦、曹操夺取政权，便收起原来的流氓习性，摇身一变而成为正人君子，以正统示人。

所以，超稳定结构不仅是在社会结构，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功能耦合，而且在于国家和流氓之间的此起彼伏。在改朝换代之际，流氓向国家输送来自底层的野性，让千年古国恢复些许动力和活力，在朝廷盛世之日，正统收编、规范、整合流氓意识，使之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以及“虎落平阳被犬欺”等等，就是国家/流氓对偶的生动写照。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林林总总的文明中都有流氓的身影，各有巧妙不同。然而近代以降，特别是启蒙运动确立了普世价值之后，在现代国家中，基本上断绝了流氓/流氓意识直接进入国家/国家意识的道路，前者需以普世价值为前提和底线来提升和规范自身，或者接受宗教的指引，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终进入国家/国家意识的不再是“原生态”的流氓/流氓意识，而是既带有如同力比多那样的原始的动力，又经由宗教和现代性的熏陶和规约。

中国的流氓及其意识形态，与所有其他的中国“货”一样，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一，因人之初性本善，（参见诚信之殇：传统文化播下的“龙种”，之一——性本善），以及在求同存异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旗帜下，不知道庇护和遮掩了多少流氓/流氓意识。换言之，在中国的语境中，流氓/流氓意识具有较宽松的存在与发展空间。其二，如上述，流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循环中周而复始延续至今不可或缺的一环；反过来，正是周而复始的超稳定结构，为流氓/流氓意识的长期存在并得以上升到半官方乃至官方地位提供了载体。

于是，无论承认与否，悠久的中华文明的DNA中，镌刻有历代祖先中的流氓基因。作为中国人，包括博主在内，或多或少，在这一面或那一面，都含有这样的基因。这样的基因会在各种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在时机适合的时候以种种方式表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