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下不存在“科学”。“科学”这个词对中国来讲是个外来词，是从日语引进而来。我们现在一般讲的科学是科学谱系目录下最下面的那一行——即现代数理实验科学。而在中国儒家文化语境下，所讲的科学只能是科学谱系最上面、最广泛的定义，与西方近代科学不在一个层次。

中国古代有海量的学术文献，流派众多，但农、医、天算、地理这些与西方科学类似的学问，只占很少的比例。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般情况下是把科学和技术混淆了，包括李约瑟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李约瑟问题有两大缺陷，第一个是混淆科学和技术，严格意义上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谈不上古代有科学的问题，以及现代怎么会有落后的问题。第二个，李约瑟对科学本身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他认为科学是一种中性的事业，而实际科学是一种文化依赖的现象，只有特定的文化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但儒家文化对现代科技及创新也有正面影响。首先，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有利于培育爱国情怀。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的知识精英一样有天然的爱国情怀，视为国效劳、振兴祖国为天职。其次，儒家的务实精神，让中国科技在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仍然能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就。中国科学家很务实，因而能够在条件差、水平低的情况下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方案，因地制宜，从解决个别小问题开始研究。近30年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也跟儒家这个思想很有关系。第三，天地人相感相生相应的思想，使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还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就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可持续发展条约，认同这种发展理念。第四，中国文化始终拥抱变化，有利于创新。中国人面对任何困难不绝望，心态始终是开放的。即使创新能力不强，但在变化的世界中，中国人强烈的创新意识促使我们不会拒绝创新。

博物学才是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的文化根基。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一是注重采集事实方面，观察取象；二是强调同类感应原理，通过同类感应原则进行类比推理；最后，中国人的自然知识里面，每一种事物都有意义蕴含，不像现代科学讲一个事情就是孤立的中性事实。这些都符合博物学的特点。中国博物学的方法论，第一个是整体论、有机论、辩证法。宜时、宜地、宜物、适应变化和多样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中国古代，博物学强、数理学很弱小，博物学文献量大，实践者众，博物学主导容纳涵盖了数理学。最典型的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都有明显的博物学特征。所以，在科学谱系下面，除了向前看作为预测知识的西方科学，还应该包括向后看面向历史的博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