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像拯救生物物种一样拯救语言
■武夷山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26年8月28日）
每绝灭一个物种，可能就意味着某种应对人类重大疾病的机遇丧失，比如，假如黄花蒿灭绝了，青蒿素就没有了。同样，每一种语言的消失，可能也意味着有挽救人类文明之潜力的某种思想消亡。
2026年7月，美国Crown出版社出版了常驻伦敦的记者Sophia Smith Galer（索菲娅·史密斯·盖勒）的著作How to Kill a Language：Power, Resistance, and The Race To Save Our Words（本文作者译为“如何扼杀一种语言：权力、抵抗和拯救语言之竞赛”）。本书作者会说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意大利语。她曾获英国新闻奖的“年度创新奖”，在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拥有大量关注者，其视频观看量累计超过1.6亿次，内容多围绕词源学、语言权利和语言学展开。
盖勒指出，人类目前仍在说的众多语言中，一半可能在今后100年里消亡，其中包括她外祖母讲的一种意大利方言。
本书详细分析了10个语言濒危和消亡的案例。作者指出，语言消亡的原因多种多样。在移民群体中，有一种可识别出的语言消亡模式。比如，某一个人的祖辈只会一种其出生长大之地的语言A，其父辈掌握两种语言A和移民目的国的语言B，而这个人长大后就只会一种语言B了。如果此人所在的小族群不断向外国移民，A语言的未来就危险了。
语言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一些强势语言，比如英语、西班牙语、汉语和现代阿拉伯语客观上处于压倒性支配地位。另外，压迫与征服也可能导致语言濒危。比如，土耳其规定，使用库尔德语是非法行为，甚至q、w和x这三个字母也禁止使用，因为库尔德语字母表中含有这三个字母，而土耳其字母表中不包括这三个字母。更别说，历史上的殖民侵略者已经毁掉了多少语言，因为殖民国家把“语言屠杀”作为同化工具。
本书副标题中的“权力”，不仅指政治权力，而且指文化权力。在现代社会中，文字是至高无上的。然而世界上的诸多语言是没有文字的，它们的命运必然可悲。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语言在濒危之后又“缓过气”复活了，如希伯来语和威尔士语，但更多的语言岌岌可危。拿作者所熟悉的意大利来说，官方承认的少数族裔语言有12种，但还有更多的小语言处于官方视野之外。
盖勒强调，语言多样性区域与生物多样性区域高度相关并非偶然。同样，当濒危栖息地消失时当地的语言也随之消失，也并非偶然。例如，达巴尼语（Dagbani）是加纳北部达贡巴人的语言，由于气候变化，达贡巴人的栖居地越来越不适合居住，很多人移居国外。那么，达巴尼语的前景堪忧。
作者坚称，对于一个社群而言，语言权力像其他权力一样是不可割让的。
有人也许会说，小语种死了就死了，这不是社会演化的自然结果吗？但盖勒有理有据地反驳说，语言不仅是传递意义的交流工具，而且是理解一个群体如何感知世界的途径。民间传说和本土知识被直接编码在用于传达它们的词语之中。假定全世界只剩一种或少数几种语言了，交流障碍肯定是减少了，但语言多样性丧失造成的显性和隐性损失将非常惊人。因为语言多样性承载着文化多样性。更合适的路径显然是，尽最大努力去拯救尽可能多的语言，未来可依赖人工智能来消除众多语言间的交流障碍。
尽管本书标题使人感到悲观，但本书实质上是充满乐观精神的。作者特别注意介绍各种语言保护与复兴项目。比如，美洲的原住民社区正在努力重建自己的语言，卡鲁克语和基丘亚语的情况便是如此。
拯救语言，需要大家的努力。盖勒建议，最好大家都开始学习第二种语言，最好在祖辈老人还在世时就起步。
有评论者说，本书讨论欧洲语言较多，讨论东亚、大洋洲和太平洋群岛的语言较少，平衡性不够。但对于本书要论证的观点来说，覆盖的语言不全倒没有什么大碍。
《中国科学报》 (2026-08-28 第3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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