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中华诗成为西方现代诗的养料——庞德与费诺罗萨的合作

 文汇报 2025-08-31

■  陈丹

庞德与费诺罗萨的合作，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事件，它使得中华诗穿越语言与文化的壁垒，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获得了新生。在庞德诞辰140周年之际，回望这一跨文化事件，正是以文明互鉴的精神来照鉴我们自己。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公认的20世纪现代诗巨匠，其成就之一便是对东方诗学尤其是中华诗的创造性转化。T.S.艾略特曾感叹：“我们今日所知的‘中华诗’，几乎是庞德的发明。”然而，彼时庞德不懂中文，他的成就离不开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的奠基性贡献。庞德于1913年秋天收到费诺罗萨遗孀寄来的费诺罗萨未刊稿，其中包含了中华诗的研习笔记和关于汉字的诗学随笔。这些手稿成为庞德进入中华诗歌世界的关键入口，奠定了现代诗东方灵感的基础。据此，庞德在1915年出版了《华夏集》（Cathay），并于1919年出版了论文《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这两份文献对西方现代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费诺罗萨与庞德的跨文化协作，使中华诗成为西方现代诗的养料，并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20世纪西方对东方美学的认知框架。

东方学者费诺罗萨与中华诗的“再发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浪潮中，费诺罗萨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他既是一位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东方学者，又是一位东西方文化对话的积极推动者。费诺罗萨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后得益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西化政策，于1878年受邀前往东京帝国大学任教，长达十余年，其研究重心由此转向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古代艺术。他通过收集艺术品与日本艺术界建立联系，深入研究日本文化，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艺术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回到美国后，在担任波士顿美术馆东方艺术部策展人期间，他大力推广东方艺术，将其提升到与西方古典艺术比肩的高度。

费诺罗萨并非诗人，亦非诗评家，作为一名东方学者，他对中华诗的兴趣与其构建整体性的东方文明研究体系，进而发展西方文明的宏大目标息息相关。他关于汉字和中华诗的思想集中记录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长文手稿及两大本中华诗研读笔记中。受限于时代，费诺罗萨不懂中文，无法直接阅读中华原诗，而只能依赖日本学者的阐释。这种间接的语料既为后来庞德的改译提供了自由空间，也客观上造成了《华夏集》中的许多翻译错误。

然而，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让费诺罗萨跳出了传统汉学的训诂框架，更注重汉字的视觉构造和意象组合。费诺罗萨认为汉字并非抽象符号，而是通过图像并置的构词方式，能在读者心中直接重现自然的动态，这与西方传统依赖逻辑推演的隐喻体系迥然有别。由汉字组成的中华诗天然形成了复杂而生动的意象网络，与艺术的综合性直觉本质一致，值得西方诗人效仿。费诺罗萨对汉字的想象虽然与汉语言文字学的严谨事实不尽相符，却意外地契合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追求，并最终通过庞德的意象主义重塑，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西方诗歌的走向。费诺罗萨去世后，其关于汉字和中华诗的研究手稿最终交到了庞德手中。庞德在翻译广为人知的《华夏集》之前，便已经接受了费诺罗萨关于汉字的理念。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意象主义的东方圣经

费诺罗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一文大约写于1900—1905年间，后经庞德整理，于1919年正式发表。这篇文章在20世纪现代主义诗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被誉为现代诗歌理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对比费诺罗萨原稿与庞德的编辑版本，可发现，庞德对费诺罗萨手稿进行了大量剪裁、润色和重组，与其说是编辑，不如说是再创造。他意图借费诺罗萨之口，申发自己的诗学主张。

庞德的编辑过程包括大量的删减与改写，凸显费诺罗萨对汉字的论述，将一篇宏大的东方文化论文缩窄为一篇聚焦于汉字视觉功能的诗学宣言。例如，他将费诺罗萨原题中的“语言”（language）改为“文字”（character），改写案例，删去了手稿中涉及音韵学和语音学、佛教哲学和宗教等内容，并且有意识地简化汉字的复杂历史背景，转而放大汉字的图像功能，以建立汉字“以图像传意”和意象主义“直接呈现物象”原则之间的联系，将汉字描绘为天然的诗性符号。他还提炼费诺罗萨关于汉字通过“物-动作-关联”的结构传达意义的观点，将其简化为名词并置等动态意象的组合。他认为这种组合能打破西方语言的抽象性，更直接地传达意义。

其次，庞德以编者身份加入了大量评论、注释和例证，有意识地将费诺罗萨的理论融入自己的诗学体系中，从而将这些手稿变成了意象主义的“东方圣经”。他的编辑策略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庞德常用类比来帮助读者理解，当费诺罗萨手稿提及汉语词汇无固定词性时，他随即补充说明，用英语中“shine（动）–shining（形）–shine（名）”的例子进行类比。又如，庞德擅长将不同来源的材料通过共同的理念和相互引用连接起来，以声张自己的诗学理念。他引用了日本俳句“落花飞回枝头：一只蝴蝶”来阐释意象叠加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与他对汉字的理解联系起来，尽管这句俳句并未出现在费诺罗萨手稿中。总之，庞德通过反复引用自己和费诺罗萨的文本来建立一种互文性，这些内外文本的互相支持，让庞德的意象诗学体系稳固而自洽。费诺罗萨的文本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庞德理论的根源之一，又经过庞德的改造，成为了他理论输出的重要一环。

庞德还进一步将费诺罗萨关于汉字的诗性想象发展为“表意文字法”（Ideogrammic Method），认为文字本身可以作为视觉元素直接激发诗意。在后来的《诗章》（Cantos）等作品中，他甚至直接嵌入汉字，以图像并置的方式来构建意义。这种跨媒介的实验精神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的鲜明标志。费诺罗萨的理论因此成为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催化剂，不仅强化了意象主义诗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开创了现代诗在语言、结构和意象运用上的新路径。在1920至1930年代，T.S.艾略特、艾米·洛威尔等诗人都曾提及汉字理论的启发。正是通过庞德的中介作用，中华诗被纳入西方现代文学版图，成为西方文学现代性的一部分。

《华夏集》：中华诗情的西域新生

在《华夏集》问世前，中华诗在英语世界的面貌是模糊乃至扭曲的，甚少有人问津。当时的翻译普遍拘泥于意义对等，为了传达诗义，不惜牺牲诗情和诗韵，译作往往徒具其名，魂魄尽失。费诺罗萨笔记也大致依循这一传统。庞德的译作打破了这一局面：通过可见的物象暗示不可见的关系，让未言明的情感比直接表述更具力量。庞德认为，中华诗歌的这种含蓄特质与现代诗对间接性的要求不谋而合。

以李白的宫怨诗《玉阶怨》为例，原诗：“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庞德认为理解此诗需要一种“数学的还原”过程。他为此罕见地逐字作注，指出“玉阶”“罗袜”等暗示宫女身份，“白露”说明等待时间长，等等。这种解释看似与他“剔除说教”的主张相悖，然而，庞德之所以选译此诗，是因为它完美体现了费诺罗萨笔记中所强调的那种不直接言明的“怨”。且看庞德译本：

“The Jewel Stairs’Grievance”

The jewel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with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I let down the crystal curtain

And watch the moon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本诗的题眼在“怨”字上。庞德刻意约减了时态变化，在细腻的状物之中，布置了许多未言明的线索，通过外在的、客观的细节把读者引向了隐含的情感内容。在白露、秋月、玉阶等物象的复杂交互中，整个场景成了一个独立意象，取代人成为情感的主体。在等待中，露之湿润与薄凉早已切肤，而月之皎洁却让人难以入睡，是该责备月之不解风情，还是责备人之久候不至，一时无从归咎，不禁生出哀怨。这种情感逻辑不落言筌，完全依赖物象的具体性与它们之间的深度关系，给予想象活动以空间，因而消解了情感的私人性，获得了广泛的触角。因此，《玉阶怨》之抒情尽管是中国的、东方的，但西方读者依然能够理解其中的不幸。同时，为了营造这种不透明的情感表达，庞德在诗中进行了大胆的语法实验。例如，“我放下窗帘”与“我在望月”两句仅用“和”（and）连接，制造了语法的切断与不确定性，让读者自行发挥想象：到底是先放下窗帘不再望月，还是放下窗帘又拉起，继续望月等人。这种解谜的过程与他的另一首名作《在地铁车站》异曲同工，都通过非逻辑的组合，激活读者的多重感知，创造出一个新的、混合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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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庞德对中华诗的转化首先是一种情感的、内在的触及，这与他所谓“诗歌是……用于表达人类情感的方程式”的观念一脉相承，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创造性的。庞德的翻译，本质上是将诗歌的重心从直接抒情转向对物象的专注，让自然景观成为隐喻的主导和情感的载体。这不仅是对原诗的再诠释，更是其现代主义美学的体现。他并未削弱原诗的力量，而是力图重现中华美学中的诗情与意境。与其说《华夏集》是对中华诗的忠实翻译，不如说它是在现代主义框架内对中华诗学的全新诠释，更是对西语诗歌和语言的一次重大更新：庞德用西语建立了一套名副其实的中华情感语法，成功唤起了西方读者对异域文化审美的强烈共鸣，最终塑造了20世纪初西方对中华诗的理解。

庞德与费诺罗萨的合作，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事件，它使得中华诗穿越语言与文化的壁垒，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获得了新生。这个始于一个世纪前的文学事件，生动地诠释了不同文明之间碰撞与交融所激发的创造性可能。它提醒我们，伟大的创造力往往诞生于开放的交流互鉴之中。在庞德诞辰140周年之际，回望这一跨文化事件，正是以文明互鉴的精神来照鉴我们自己。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