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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孙学琛老师二三事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我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孙学琛老师于2024年7月16日仙逝，享年91岁。下面回忆孙老师的点滴生平行状。
一．入党很晚
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原名）国外情报研究部（俗称“国外部”）会议室门外的黑板上看到一则通知，说某月某日召开发展孙学琛同志入党的支部大会。根据孙老师的为人，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孙老师肯定是党员，没想到他是刚要被发展入党，我就自言自语地说：“啊！孙老师刚刚入党啊。”此时，国外部党支部委员牛东芝老师刚好从我身后走过，听到我的话，就忿忿不平地说：“老孙早就该入党了！”
孙老师1933年出生，他年轻时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被发展入党时大概率超过50岁了，被考验了几十年。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像孙老师这样在50年代初就能上大学的，多半是家境相对较富裕，这样的家庭用过去的话说属于“剥削阶级家庭”。那时候，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想入党是很难、很难的。所以，牛东芝老师认为按照孙老师的表现，“老孙早就该入党了”，但孙老师实际入党还是在粉碎四人帮多年之后。
二、“生活商”很高
“生活商”是我造的词，指的是处理生活细节的能力、周到程度、机巧程度、用心程度，等等。有的人智商、情商都高，但生活商不高。我的生活商较低，孙老师的生活商很高。
80年代，我们办公室里配备了铁网纸篓。对于我，发给我的纸篓是什么样，我就怎么用。有时将一样废弃的小东西扔进纸篓，它会从网眼里蹦到外面来。我观察到，孙老师在纸篓内壁垫上一层旧报纸，这样扔进去什么东西都不会蹦出来了。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我若不是看到别人这么做，永远想不到在纸篓里垫一张报纸。
现在，有些图书带着可作为书签用的丝带，是个很方便、很巧妙的设计。80年代时，尚未出现书签丝带的设计。对于我，书签是具备书签用途的唯一选择。可是，在翻阅厚厚的词典时，已经翻到左边的那一大摞书页是不愿意老老实实呆在那里的，得用左手按住。左手一挪开，左边的书页就可能会自动弹回去。如果看书时就将书签放在右侧正在看的书页上，书签阻挡视线，影响阅读。我注意到，孙老师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大大的金属夹子夹在左侧的书页上，夹住很多页。大金属夹子较重，那一摞书页就不容易自己弹回去了。即使弹回去，夹子在，就易于重新找到刚才读的那一页。对于孙老师，金属夹子可以成为书签；对于我，除了书签，想不到别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书签。
还有一次，我去孙老师办公室找他，他爱人正在给他打电话，说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孙老师在电话上答复说，在哪个房间的哪个柜子的哪个抽屉里。男同志的心比女同志还细，我非常吃惊。
三、做人很正
我2008年曾经发过一篇博文“答辩——‘礼物’——传统”，下面择要重发此篇博文，通过这个小故事看孙老师的“做人很正”。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与学术完全无关。那时，我所的研究生教育由人事教育处负责。在答辩会的前几天，我问处长：我们是否需要准备一些茶叶给答辩委员会的老师泡茶呢？他回答说：“当然需要，我们处里可没有茶叶啊，你自己准备”。我那时不喝茶，就在答辩前一天特意买了一点茶叶。我想，如果答辩委员会的老师有抽烟的怎么办呢？就买了一包烟（请注意：是一包烟，不是一条烟）。我自己不抽烟。
答辩会那天，我到得很早，孙老师也到得很早。我就将那包烟交给孙老师（他当时是吸烟的），说请答辩委员会的老师用。孙老师平时是和颜悦色的，一看到烟，登时就皱起了眉头，很不客气地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抽了你的烟，那我们一会儿对你论文有意见还怎么提啊？”我嗫嗫嚅嚅地解释说，是教育人事处长说让我们自己准备茶叶的，我买茶叶时就顺便买了烟，没有别的意思。孙老师就把烟接过去，没有再说话。
我的答辩顺利通过。我的茶叶派上了用场，给大家泡了茶。但是孙老师没有拆那包烟。答辩结束后，他又把未拆封的烟还给我，仍然没再说别的话。
大家看看：我们的老前辈就是这么做人的，他将一包烟都看作准礼品（而且不是送给他的，是给答辩委员会各位老师的），因此高度警惕。
90年代中间，我也成为研究生导师。此时的社会风气比我读研究生时差多了。学生给老师送礼的情况也逐渐多起来了。我相信，并非送礼者都别有用心，很多学生只是表示善意与感激。可是，一旦形成这样的风气，来自农村的没有经济实力的孩子怎么办？送吧，阮囊羞涩；不送吧，眼看着别人都送，他们心理上会有压力的。于是我给自己定了规则：一律不收任何礼物，即使礼物很轻。有的学生听说我从不收礼，又真心想送，就在没有事先与我打招呼的情况下，晚上来我家敲家门（我住在单位的附近，我们楼与研究生宿舍在同一小区内）。我断定来者带着礼物，就愣是不开门，说：“有事明天到我办公室谈吧，不是我不愿意理你，是怕你手上提的东西。”有些学生觉得我拒收礼物拒得太过分，太死板，太无情，很不高兴，我就给他们讲“一包烟”的故事。我说，“你们得记住我是谁带出来的学生，孙老师不收我给答辩委员会专家们准备的一包烟，我能收你们给我准备的礼物吗？”面对带着礼物的学生，实在推搡得不好办了，我就让一步说：你们实在有心送礼，等你们毕业后挣钱了再说，现在你们处于学习阶段，还没有挣钱，我是绝对不收的。于是，也有少数学生记住我的这句话，毕业工作后又来送礼的，此时我只好收下，但总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事业有成，我就比什么都高兴，比收什么礼物都好！可以说，尽量不收礼，从孙老师到我，形成了一个好的小传统。
孙老师的学问是很好的。本所第一批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孙学琛，一位是钱起霖。这两位入选，所里任何人都心服口服。但是，孙老师影响我最深的，并不是其学术造诣，而是对这一包烟的处理。
以上博文发出后，收到24条评论。李小文博主/院士是第二个评论者，他写道：
“我相信，并非送礼者都别有用心，很多学生只是表示善意与感激。可是，一旦形成这样的风气，来自农村的没有经济实力的孩子怎么办？ 是这个道理。”
孙老师安息吧，学生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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