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蓬皮杜中心的艺评《一百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谈论塞尚？》，里面提到：1882年，43岁的塞尚在巴黎依然默默无闻。两次参加印象派展览、一次作品入选法国艺术家沙龙，都没能改变他的处境，反而让他屡遭评论家的嘲讽。被官方艺术体系拒之门外后，他回到家乡艾克斯-普罗旺斯 (Aix-en-Provence)，继续自己的绘画探索。
与此同时，一些正在寻求突破的艺术家开始注意到他——蒙马特的画商朱利安·唐吉（Julien Tanguy）曾代为出售塞尚的作品，他经营的画材店里，也常常挂着塞尚的画作。于是这里成为当时年轻艺术家们接触塞尚作品的一个重要窗口。
高更在塞尚的创作中看到了一种摆脱“摄影式现实主义”的可能；埃米尔·贝尔纳(émile Bernard)则从中发现了对学院派透视、解剖和明暗塑造的重新思考。他们逐渐意识到，绘画可以回到形体、色彩与画面本身，探寻一种属于绘画本质的“真实”。
就这样，塞尚的名字开始进入艺术家之间的讨论，也逐渐成为他们寻找新绘画语言时的重要参照。
这让我想起同样的巴黎和唐吉老爹对于凡高艺术生涯的影响。
凡高与巴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与他同名的伯父桑特（为示区别，以下简称“桑特”）。桑特是凡高家族中三位从事艺术经纪的叔伯中的一位，原先在海牙成功经营一家画廊，他买入并收藏巴比松画派的作品，从而鼓励荷兰画家走上同一个方向，展示并出售他们的画作。后来他又想到，荷兰绘画还罩着十七世纪黄金时期的光环，而自己支持的这些青年画家可能在法国找到买主，于是这位出色的商人就想在本地区之外，建立起与整个欧洲艺术市场的关系。1861年，他与法国大商人阿道尔夫·古匹·喜确定合作关系：古匹·喜公司（Goupil et Cie，国内多译为“古皮尔公司”，但法文中的“et”实际是“和”的意思）在巴黎、伦敦、柏林甚至纽约经营画廊，形成网络，是当时欧洲最具规模的艺术经纪公司之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凡高不仅出身并非穷困，而且近乎是“含着金钥匙出生”）。桑特的海牙画廊成为古匹·喜公司的荷兰代理商。这样，桑特伯父就为海牙的青年画家提供了被巴黎和欧洲了解的机会，画家们都对他十分感激。他的一位哥哥——亨德里克·凡高，即凡高的大伯父，则在布鲁塞尔创建了古匹·喜公司的分号。可以说，凡高家族的人在艺术品市场上很有商业头脑。
古匹·喜公司专营批发，买进估计容易销售的作品，经营的策略是与那些每年在巴黎举办的画展上最引人注目的画家签订收购合同。就在16岁的凡高因孤独和乡愁从地处荷兰、比利时、德国交界区域，以传播世俗资产阶级价值观为宗旨的公立蒂尔堡学校（凡高在那里辛苦地学习密集的课程，具备了使用尼德兰语之外另外三种语言的能力，也从执教于该校的当时荷兰颇有威望的艺术学者康斯坦特·于斯曼那里学习了写生等绘画基础和“表达重于技巧”的理念）退学前不久，桑特因健康原因退休时，通过入股的方式，将自己的画廊转让给了总部设在巴黎的新公司——古匹·喜公司。经桑特推荐，凡高开始在古匹·喜公司位于海牙的分公司做学徒，买卖古董艺术品和当代油画、版画。3年后，他的弟弟提奥跟随哥哥的脚步，进入古匹·喜在比利时的分公司担任助理，开始在艺术经纪领域展露其家族天赋。
1873年5月，作为对凡高之前4年兢兢业业工作的奖赏，20岁的文森特被调往古匹·喜生意最红火的分公司——位于伦敦的科芬园分店工作。但很快，1874年初夏，在向他租住的伦敦布里斯顿区海克福德路87号房子房东的女儿（也有说其实是女房东尤金妮娅·乌苏拉·罗耶尔本人）——活泼热情地对待他的尤金妮娅·罗耶尔求爱遭到拒绝后，其根植于童年时期的阴郁气质以及从小被剥夺母爱的感受愈加强烈，变得孤僻、焦躁、对工作心不在焉，被人形容“古怪”。经桑特伯父的争取，凡高得以调往古匹·喜公司在巴黎的分公司，但他同时从伦敦带去了狂热的宗教激情。除了对艺术仍然兴致勃勃，定期参观卢浮宫等巴黎的博物馆和展览，凡高在巴黎工作时表现得越来越违背常情——例如建议客人们不要购买那些他自己不喜欢的作品。1875年圣诞节前夕，他突然不辞而别工作了5年的古匹·喜公司，去往他父母随父亲的宗教工作而转至的荷兰村庄埃顿。因为圣诞期间未经允许就离开岗位回家、被老板认为对顾客态度不友好等原因，1876年4月，23岁的凡高被古匹·喜公司婉转解雇，此后他辗转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地，还在安特卫普感染上了梅毒并接受世代行医的胡伯特斯·阿马迪斯·卡文奈尔医生的治疗。在1880年代的法国，青霉素还要过几十年才能被发明出来，对于梅毒的基本治疗手段是利用水银和碘。卡文奈尔医生当时给凡高开的处方是水银，同时送他去斯图范贝格医院接受坐浴治疗。因为在那个年代，梅毒如果不在早期及时接受治疗，病毒可能会入侵到关节、肠胃、大脑，甚至危及生命。医生向凡高收取的诊疗费是至少一幅肖像画（所以他最早的绘画是作为诊疗费抵扣给了医生，以购买医疗服务？）。凡高从那时开始画自画像。自那时起，疾病也多少影响了他日后的生理和心理状况。
对凡高来说，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代表了一个科学与艺术的新世界。1886年春天，33岁的凡高从荷兰搬到巴黎，希望成为一名职业画家。他的弟弟提奥那时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艺术经纪人。凡高搬进提奥当时与他的女朋友S共同居住的位于蒙马特区勒比克街54号的家，并加入了费尔南德·科尔蒙的画室，结识了爱弥尔·伯纳德、图鲁兹·劳特累克、贝尔纳、修拉、西涅克、高更、毕加索、毕沙罗、德加、吉约曼等印象派画家。毕沙罗曾经称，他在认识凡高的那一刻就感到，这人要么“变成疯子”，要么就会“把印象派的画家们远远甩在后面”。
19世纪在化学上的发展丰富了画家在创作时的色彩。1808年发明的铬黄是一种仅见于西伯利亚的矿物质，赋予了艺术家的画作前所未有的鲜明与强度。19世纪的画家有很多新的颜料可用，因此作画时可以营造前辈画家望尘莫及的效果。他们使用的色彩更纯粹、更强烈。几个月里，凡高贪婪地吸收同行们的创作精华、他们在用色上的创新，埋首作画，但也并非全然沉浸在印象派的世界里。因为印象画派的目的是呈现世界稍纵即逝的景象，凡高担心他的作品流于教条式或沦为装饰艺术，他想更进一步，赋予自然景物以象征上的意义。就像他批评莫奈时说，自己宁愿画人们的双眼，也不想画大教堂，他的绘画对象和表现主题确实平凡无奇，但呈现手法却让人惊艳。为了给自画像寻找灵感，凡高还开始研究伦勃朗的画作。他从不为钱而卖画，只用他的作品和别人交换。有个人每周都给他寄漂亮的花，那些花成了他的绘画模型，仅仅在鲜花上，他就做了大量关于色彩的研究。他比以前快乐得多，和当地人也相处得不错，每天不是被邀请去参观著名美术家的工作室，就是有人来拜访他。
位于克劳泽尔街的唐吉老爹卖画笔和颜料的店是当时巴黎艺术家活动的中心，先锋艺术的传奇领袖保罗·塞尚、埃德加·德加、图鲁斯·劳特累克和乔治·修拉等都去那里作画、聚会、欣赏刚传到巴黎的东方浮世绘版画或交换画作。凡高不善交际，对画家们的聚会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其中具有竞争性的氛围，但他与唐吉老爹相识不久即成挚友。唐吉向凡高提供了一些别的艺术家无法拥有的特权：凡高可以自己动手随意挑拣画料，也几乎能像塞尚那样随便用作品交换画料，这惹得厉害的唐吉太太大为不满。1887年秋冬之际，凡高画了两幅唐吉的肖像，背景里有浮士绘的图案。凡高还在唐吉店里认识了西涅克，经提奥介绍又认识了毕沙罗，进而与吉约曼等更多的印象派人物产生接触。兄弟俩关于印象派画家的交谈中经常涉及一个他们两人都极为重视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保障画家们的物质生活，保障他们绘画所需的颜料、画布，以及直接保证画家在已经失去产权的情况下得到目前的油画价值中属于他们的收益。
与印象派画家之间的人际网络最后将凡高带到和他一样与众不同的画家保罗·高更面前。与惠斯勒、马奈、德加、毕沙罗、劳特累克等印象派画家一样，高更也热爱色彩丰富、色调明艳的日本浮世绘木版画。凡高认为从浮世绘中可见当时绘画的发展趋势，他和提奥收藏了上百幅浮世绘，同时他也收集中国画。起初，他只是模仿那些画，如：《雨中大桥》摹自《名所江户百景》系列中的《大桥暴雨》，《开花的梅花》模仿的是歌川广重的《龟户梅屋铺》；后来他尝试自己创作，加入了物体棱角的裁剪和对角线的运用。在《唐吉老爹》等作品中，浮世绘开始出现在凡高画作的背景中。他1888年的作品《枝上杏花开》更是强烈地体现了对日本艺术的热爱。此外，凡高还设法说服了蒙马特铃鼓咖啡屋的女老板奥古斯汀娜·塞加托里在她的店里策划举办了一个浮世绘画展。画展于1887年3月开幕，几乎所有他认识的画家都参观了画展。不久，在离铃鼓咖啡店不远处的大木屋肉汤餐厅，展出了贝尔纳、图卢兹·劳特累克、安吉坦等人的作品。凡高对此感到挺满意，因为贝尔纳和安吉坦居然都卖出了作品，他自己则与高更交换了一幅作品。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蒙马特的花园中照惯例满是即将凋谢的向日葵。凡高采了些向日葵回家，画了最早的4幅向日葵习作。他用了多种不同的技巧。这批以纯熟技巧呈现特殊主题的画作，为凡高带来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段友谊——身兼前卫艺术家及热带探险家的保罗·高更在1887年11月走进夏雷大厦时，凡高的4幅向日葵习作正在展出。凡高的用意是呈现继印象派之后兴起的实验性画风。这次画展一败涂地，唯一令人欣慰的是，高更欣赏这些向日葵。高更是当时最大胆自由的艺术家之一，凡高认为他是创意搜寻者的典型，创见极富革命性。作品被长久以来崇拜的画家认可，对凡高来说是一大突破。欣喜若狂的凡高盛赞高更是个“温和但极富诗意的艺术家”，高更则敏锐地察觉了《向日葵》中独一无二的创意，认为凡高充满阳刚气息的荷兰风格强化了印象派画风。这为后来他们将在阿尔“黄房子”里的共同生活埋下了伏笔。
艺术生涯渐有起色的同时，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也摧残着凡高本来就脆弱的身体。在巴黎期间，他与同患有梅毒的弟弟提奥一起在他们居住的公寓附近接受了当时巴黎杰出的自然疗法医生——原籍匈牙利的大卫·格鲁比的治疗。提奥在与哥哥同住一年后，向妹妹维乐敏抱怨：“没人再愿意来家里做客了。文森特和所有人吵架，而且在家啥也不做！他好像是两个人一样，一会儿是我那个可爱的才华横溢的哥哥，一会儿又变成了那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陌生人。”据兄弟俩共同的朋友、后来成为提奥连襟的安德烈·邦格记载，连提奥当时的女朋友S也在凡高对提奥的逼迫下不得不被赶走。而凡高本人则觉得受够了提奥，还有那些先锋艺术家的大吵大闹。渴望乡间和平宁静的他感到，除非放弃北部，他的个性将永远无法充分实现他那半想象的绘画。同时，基于印象主义者已经榨取了北部所能提供的全部艺术灵感，他决定追随德拉克洛瓦，尽可能地向南方远走高飞。
1888年2月，离开雾气缭绕的巴黎，去往阳光普照的南法普罗旺斯小镇阿尔前，凡高拍了一张这座城市为举办第二届世界博览会而建造的埃菲尔铁塔底部的照片。于1889年起向公众开放的这座铁塔，可以让近百万参观者搭乘电梯登上它的顶层，在那儿俯瞰现代游客乘坐飞机才能看到的巴黎屋顶以及如地图上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也正是从这个视角开始，一种以正面景深透视为基础的新型风景开始进入法国大众的意识。日后，凡高从日本浮士绘中学到的平面绘图技法，将帮助他将这种风景付诸画面。
近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卫报》前艺术评论家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研究得出：凡高画作《星夜》的创作灵感，正是巴黎埃菲尔铁塔。但也有人指出，埃菲尔铁塔是1889年3月31日竣工的，而凡高在1890年就去世了。因此，他甚至不可能见过这座著名的铁塔。当事实难以核准，积极的想象也不失为一种属于写作者的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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