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气象站与峨眉山气象站是一对双胞胎，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于1932年建成立的。1931年,国际气象组织开始筹备第二次“国际地球观测年”活动,组织委员会主席、丹麦气象研究所所长考尔博士给中国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先生写信，希望中国气象研究所能承担中国部分的观测工作，确定的观测时间从1932年8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竺可桢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在南京和北平增加观测，并再设立两个高山测候所，一个设在峨眉山，另一个设在了泰山。

泰山气象站1932年建设时设在了玉皇顶，1936年移至位于玉皇顶东南方不远处的日观峰。民间一般都认可玉皇顶为泰山的第一高峰，日观峰次之。但实际上到底哪座峰高似还有分歧。如果从直觉判断，我会将第一高峰判给日观峰，远处望去，感觉上比玉皇顶要略高一些。在玉皇顶的玉皇庙内院中央有块极顶石，石上刻着“泰山极顶”和“1545米”两行字，如果按这一高度，玉皇顶无疑高于日观峰，但根据国家测绘局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布的数据，玉皇顶的实际高度为1532.7米，就要低于日观峰的1534米了，但日观峰的这一高度是否得到了测绘部门认可，我还没查到。

日观峰上的建筑风格似乎更协调一些。尽管安装了气象部门的多普勒天气雷达，属于很现代的装备，但白色的天线罩与周围的建筑及气象探测设备从形态到色调都能融为一体，并无异样之感。倒是玉皇顶上高耸于庙宇旁的移动通信天线，显得有些煞风景，过于扎眼，不知电信部门是否非要利用这座山峰才行。

去年，山东省在泰山举办了泰山气象站建站80年纪念活动，许多相关的介绍信息已见诸于报刊和其他媒体。泰山气象站的实际观测时间并没有80年，气象观测业务在1937年因日军攻占了泰安而中断。后来担任过中国气象局总工程程纯枢院士当年就在日观峰负责观测，一直坚持到1937年12月24日，日军飞机已开始对泰山进行轰炸，程总等人将观测设备掩埋后才撤离。

程纯枢院士于1997年去世，我80年代初参加工作后在气象局大院里常能见到他。程总学术上造诣很深，在气象部门地位也很高，但很低调，很谦和，平易近人。在读到过的一篇介绍他参与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文章中，感觉他也是一个非常严谨、求实的科学家。

那篇文章谈到有一次在河北进行人工增雨试验后，程总在办公室听取汇报，他对汇报的同志说：“x月x日你们作业了，对吧？增雨量你们是怎么计算的？你们的影响区里雨量明明只有微量，微量的雨能打湿地皮吗？但是乘以你们那个面积，微量的降雨也有上百万吨或几百万吨。几百万吨对抗旱不起一点作用的增雨效果报给领导，那不是骗人吗？你们不能只管计算死的数字，要考虑数字背后的意义。”程总的话很尖锐，放在今天，仍很有现实意义，甚至有更强的普遍性和针对性。在各个方面，一些貌似很受鼓舞的数字背后，总少不了有些虚假的成分若隐若现，而这些虚假常能成就某些令人向往的业绩。

不知为何，现在能查到的关于程总的资料确实不多，在网上搜索，几乎都是很类似的一小段生平简介，估计是源自一处，从中很难较完整地了解他的情况。有一点应可以肯定，在中国已有的院士级别的气象学家当中，很少有从观测员做起的，程总应是唯一。希望能有人挖掘一下这位从观测员到院士的人生历程，以飨后人。

1953年10月1日，华东军区在日观峰气象台原址重建气象站，站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泰山气象站”，结束了十几年的中断期。建成后随着气象部门管理体制整体划转，很快泰山气象站的管理也从军队转到地方。

我问了一个在泰山气象站的观测员，在山上工作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他讲，一是冬天的风，二是夏天的雾，三是雨天的雷。山上12月到1月，10级风是常事，寒风刺骨，且有很大破坏性。可以看到山上的测风塔建得非常牢固，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铁架子，估计10几级的风是撼不动的。7-8月份进入雨季，山上云雾缭绕，湿度很大，有泡在水里的感觉。雷电是高山站常见的灾害，既损坏设备也会伤人。据陈学溶教授回忆，1935年建设日观峰观测站时，就有一位名叫霍积成的工人被雷击死在碧霞祠的东神门处。为了防雷，可以看到观测场周围建了一圈避雷针，这也算是高山站的独特之处了。

最近，内蒙拐子湖气象站的观测人员受到了国家表彰，他们确实是全国艰苦台站气象人的杰出代表，为了每天及时、准确、完整地获取气象资料，那些在高山、荒漠、海岛、边远地区坚守的气象观测人员默默地奉献出了许多，令人钦佩，也应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