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财经报纸——《商务时报》2007年3月14日教育版头条文章

 

 

周可真：从厚德载物到无为而治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谈高校管理

 

□《商务时报》记者 淮君

 

长时间以来，学界的人普遍倾向于认同“做官”与“做学问”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从事领导工作就很难把学问做好，做学问就很难做好领导工作。从时间精力和“做官”、“做学问”的思维差异性来说，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周可真却给了记者另外一个思考：在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涉及文史哲与教育管理上，从事领导工作与做学问并非只具有对立性，同一性也是不仅可能，而且还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近日，就此话题，《商务时报》记者对知名文化哲学学者周可真院长进行了采访。

《商务时报》：请问周院长，你认为在高校从事管理工作的领导主要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周可真：在高校从事管理工作，领导素质非常重要，这其中主要是人文素质。这种素质用《周易大传》中的两句话来表达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即积极进取的创新、奋斗精神，这是任何一个有为之人都应具有的，对领导者来说更是必备的，这是个大前提。“厚德载物”即宽厚包容之心，就是能不以主观好恶或私情而一视同仁地看待所面对或面临的千差万别的人和事，尤其是能容纳承载与自己的意见或性格等方面差异较大甚至相反的人，这是作为一个领导者所应有和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所特有的品格。

尤其在高校里做领导，所面对的是一群文人，是专家学者、教授，恃才傲物者有之，全然不把领导当回事的有之，性格怪异者有之，更加要求领导者不仅自身要具备较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尤其还应当有“厚德载物”的胸襟和气度。做领导之难，其实最主要的是难在其缺少这种胸襟和气度，所以当然就难以处理和协调好人际关系，而陷于左右为难之境了。

《商务时报》：在做具体的工作时，周院长是如何处理日常的管理的？

周可真：我自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之，就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为，而是“治”，即管理的一种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是意味着做领导的不必也不应该事必躬亲，尤其是当一把手的，如果是事必身躬亲，那就是意味着不尊重、不放心自己的辅手或助手，这样就容易甚至势必要导致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不和谐、不团结甚至于矛盾冲突。所以对一把手来说，“有所不为”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意味着应该充分尊重和信任班子的其他成员，放手让自己的辅手和助手们去尽其职能。

但是在放手的同时，又要做到“依养万物而不为主”、“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主动地关心和积极地配合辅手和助手的工作，为他们的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这是“有所为”，但决不支配和管制他们具体的工作和行为，更不做越俎代庖的事——这是“有所不为”。

其次，“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意味着是“抓大放小”。“抓大”是管全局之事，管根本大事——这是“有所为”；“放小”是不拘泥、不纠缠于局部之事和枝节小事——这是“有所不为”。实行“无为而治”是有条件的，其根本条件是领导者具有老子所说的“玄德”，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也就是不贪图名利、不专权弄权的无私品质。

《商务时报》：高校的管理工作，周院长认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你在工作中常遇到的难题是什么？

周可真：目前高校管理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学政合一”，即把学校当作一种行政机构，不按教育规律办学，而是把行政系统的那一套观念和做法照搬到学校系统，于是地方搞“政绩工作”，单纯追求GDP增长，学校也跟着搞“政绩工程”（如盲目扩建新校区、建华而不实的高楼大厦之类），单纯追求学术GDP增长，如此等等。

二是“责”“权”“利”不明晰。例如，在现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度下，究竟谁是学校的“主管”？从管理学角度看，一个单位的主管一定要明确，否则必造成为管理学所最忌讳的“多头指挥”现象。但是，现在我国大学的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都是正厅级领导干部，他们之间究竟谁领导谁，即谁是学校的主管，这可是一笔糊涂账！

如果说，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是意味着校党委书记是大学权力结构的中心，则学校的主管就该是校党委书记而非校长，亦即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校党委书记负责制而非校长负责制，因为在校长并非学校领导核心的情况下，按照“责权统一”原则，学校的主管从而当然也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不能是校长。然而，现行的大学领导体制却不合理地要求实非学校的“第一把手”对校务管理承担“第一责任”，这是“责”“权”分离的典型表现。

从高校院（系）一级的管理来说，我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所经常遇到的难题，其中较突出的就是自己想做事却又没有足够的人事权，这其实也是“责”“权”分离所致。要理顺高校管理中的各种关系，关键在于按教育规律办学，并要使“责”“权”“利”真正统一起来，让每个管理者都清楚知道自己任何职有何权，其职其权应该担何任、负何责，在正确履行其职责后将得何利何益、否则将失之如何。

《商务时报》：请问周教授，您在实际工作中，在做学问与做领导的关系上，是如何协调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的？

周可真：应该承认，做学问与搞管理是有些矛盾冲突的，比如时间精力，比如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转换，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些人文学科（如哲学、管理学等）领域，做学问与搞管理是可以并行不悖，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统一的。

就我本人的感受来说，近十年来担任副院长、院长之职，这样的管理工作虽耗去我大量时间，但也为我所从事的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研究积极了更多的生活经验，获得了一些对于素不从事管理实务的人来说所不可能具有的生活体验，我感到，这些经验和体验使我对理解以修身正己治国平天下为其研究之核心内容的中国古代哲学确实增添了一些悟性。

所谓“理在事中”，欲得其“理”则必从其“事”，只有实际经历其“事”，方能实得其“理”；否则，只是嘴上说，纸上写，终究不过是虚理，于国于民特别是于学者自己的身心实无甚益处。当然，这只是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言；至于其它学科的情况，因自己没有切身体会，我不好乱说。

另外，因为我原本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这种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管理哲学，即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管理哲学，我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就努力运用这种哲学的智慧，并且自我感觉效果还不错，是行之而有一定成效的。总之，做学问与做管理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其矛盾也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这二者可以也可能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

 

周可真，江苏宜兴人。1982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国管理思想的教育与研究，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企业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炎黄研究会理事。至今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顾炎武年谱》、《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哲学与文化研究》、《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等4部学术专著。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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