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2至23日，第三届“长三角中国哲学博士点论坛” 在安徽大学龙河校区举行，苏浙沪高校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70余名教授、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论坛。该论坛开设于2006年, 是由“长三角”地区具有中国哲学博士点的高校共同发起的，按规则每年举行一次，由长三角地区具有中国哲学博士点的高校轮流举办，首届由苏州大学哲学系主办，第二届由浙江大学哲学系主办、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承办，论坛主题由主办方根据中国哲学理论热点与前沿问题确定。本届论坛以“中国哲学与民族精神”为主题，由安徽大学哲学系主办，应邀参加论坛的单位有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因故未能出席。与前两届相比，参加本届论坛的学者除了上述单位以外，东南大学、江苏行政学院也派出代表出席，并且首次开辟了博士研究生论坛专场，使该论坛成为名副其实的“长三角中国哲学博士点论坛”。

 

本届论坛着重讨论了民族精神问题，论者所涉及的话题主要包括：（1）“精神”概念的内涵如何确定？（2）“民族精神”概念能否成立？（3）以什么来概括民族精神？论者各抒己见，并未达成某种共识。但安徽大学钱耕森教授根据张岱年先生曾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概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的见解所发表的意见，颇为引人注目。笔者虽然主持了11月22日上午的本届论坛主题发言，但并未发表具体意见，因为我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见解已经公开发表[详见：《顾炎武哲学研究活动之考察——兼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原载《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方克立主编），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2），商务印书馆，2003年]，我认为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个精神就是爱国精神，只是说来话长，在论坛所允许的不到十分钟里是难以说清楚的，所以干脆不说了。这里，我把那篇文章中的《余论》部分转载如下：

 

余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透过顾炎武哲学活动的种种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贯穿其始终的一个基本精神乃是爱国精神。其爱国精神随着时局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先后有不同的表现：初萌忧国之心、救亡之意；继立保国之愿、复国之志；后则沉亡国之痛、亡国之思；再则乃起救世保天下之心。其哲学活动也以此呈显出阶段性。

爱国精神是一种道德心理和道德意识，“是个人和祖国命运有机联系、休戚相关的感情和意识，是个人与祖国联成一体的感情和意识”[1]。故以爱国精神贯穿其始终的顾炎武的哲学活动本质上乃属于伦理活动，它是随着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动而不断地展开的其个人的道德心理过程和道德意识过程。这一过程的性质乃规定了其哲学的性质：它是伦理哲学或哲学伦理学。正是这一性质遂决定了它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2]，从而也决定了它的“任务不能仅仅是建立或最终建立规范，而同时必须把建立起来的规范运用到具体的生活和行为中去”[3]。也正因为如此，顾炎武的哲学就不是以严密的逻辑论证见长的“理论哲学”，而乃是以生活感悟与行为实证见长的“实践哲学”。

伦理性、实践性并不单单是顾炎武哲学的特性，它们亦是儒家系统的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哲学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缩影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性特点、伦理性特点，这是为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所早已注意到、并且时有所论的，在此不必更作赘论。但是，笔者通过对顾氏哲学活动的个案研究，则进一步体认到：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不注重逻辑的细密论证，亦缺乏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实是由其作为伦理哲学的实践性决定的；而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会以伦理哲学的形态出现，是由于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之中的基本精神乃是爱国精神。

笔者注意到，国内有学者曾把“中国文化”界定为“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4]，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合理的见解。不过，在我看来，作为“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之本质属性的所谓“趋善求治”的精神，其实质乃是爱国精神。爱国精神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甚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看《史记》，司马迁把《伯夷列传》置于诸传之首，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伯夷者何许人也？他是一位“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殷代遗民。在古人心目中，遗民（如元初之宋遗民、清初之明遗民）乃是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而伯夷又是遗民中之典范，是最受后人崇仰的模范遗民，他尤为后世忠君爱国者所心仪。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其《九章.桔颂》中，就曾以伯夷自比：“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顾炎武也曾作诗以伯夷自励：“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5]伯夷之被列于《史记》之传首，这足显出爱国者在中国历史人物群体中享有何等崇高的地位！这难道不正说明了爱国精神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们所共同宗仰的高尚精神么？！我们再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代，那些曾经为创造中华灿烂文化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先秦诸子，他们著书立说，讲学弘道，无不是出于安邦定国的爱国之心，这难道不正说明爱国精神乃是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的根本的精神动力么？！

 正如衣俊卿先生所说，“哲学总是特定地域、特定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6]，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基本精神的爱国精神，就是“人国一体”——“个人和祖国命运有机联系、休戚相关”，“个人与祖国联成一体”——这一在中国、在中华民族占统治地位的自在的生存方式的心理的或理性的显现。故归根结蒂的说，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会以伦理哲学的形态出现，是由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人国一体”的生存方式使然[7]。而作为对这种自在的生存方式的自觉意识，则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个方面是“国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和由此自然生发出来的“爱人”思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君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由此自然生发出来的“仁民”思想；

另一个方面是“人以国为家”的“国家”思想和由此自然生发出来的“爱国”思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民以君为主”的“君主”思想和由此自然生发出来的“忠君”思想。

上述第一个方面是为“君”治“国”者所应有的思想；第二个方面则是为“民”做“人” 者所应有的思想。这两个方面的思想都是既属于政治意识范畴又属于道德意识范畴的，我们不妨将它们一并归入政治道德意识范畴。广义的说，这种政治道德意识就是中国传统爱国精神的理性形式——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爱人精神的理性形式，因为这里“国”“人”之间是一种“一体”关系。

如果再进一层来看，无论“爱人”、“仁民”抑或“爱国”、“忠君”则都不过是“自爱”的表现：“爱人”、“仁民”是“国君”自爱的表现；“爱国”、“忠君”则是“人民”自爱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爱国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爱的“国格”精神和“人格”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的或理性的表现。由此便可以说，以爱国精神这条红线贯穿于其中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实质上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的发展。进而，我们也有理由说，中国传统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主体哲学，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政治--伦理主体哲学。

基于上述认识来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那末，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主体哲学还会继续下去吗？它会不会发生变化抑或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当首先弄清楚理性地显现“人国一体”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生存方式的中国传统哲学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从辩证矛盾观点来看，“人国一体”乃是一辩证统一体，它是指“人”“国”之间由于其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统一性占据主导地位，而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对立性则处于从属地位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状态。因此，说“人国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生存方式，也就是指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的来说“人”“国”之间的统一关系是占主导地位的。这种关系的占主导地位当然是有条件的，其条件从外部来说，就是中华民族生活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没有受到外族的严重威胁甚至入侵；从内部来说，就是国内社会相对安定，没有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故“人国一体”就是意味着国家无内忧外患。人们的爱国心理（指不自觉的爱国意识）正是在国家无内忧外患即“人”“国”关系比较和谐的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巩固起来的，它实质上是“人国一体”生存方式长期地渗透和内化于人们心灵而造成的关于这种生存方式的心理积淀。而当着上述内外条件并不具备或者其中某一条件（内部条件或外部条件）不具备时，“人” “国”之间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甚或发生激烈的相互冲突，更甚至分崩离析而出现国破家亡的局面。“人”“国”关系的紧张、冲突和分离等情况，就是意味着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已发生严重的危机甚至于不能得到继续的维持了，这就使得长期而习惯的依赖于这种方式而生存的人们不能不感受到自己生存的危机甚至于感到无以为生。这种出自于人们爱生、求生之本能而从心底里发出的自保、自救性的呼号——生存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乃是导致其爱国意识从不自觉的形态向自觉的形态转化的“催化剂”，以自觉的爱国意识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恰恰就是在此类情况下产生并且亦是在此类情况下获致其大发展的。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奠基阶段的先秦诸子哲学，就正是在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即“人”“国”关系紧张、冲突、分离交织在一起的时代生产和发展起来的；此后，中国哲学获得较大发展或飞跃性发展而堪称局面繁荣的阶段，无疑当数魏晋时期、宋明时期和20世纪20—30年代，而这三个时期基本上亦都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内忧外患的时期。顾炎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家的一个典型，其哲学之产生和发展的时代条件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要之，中国传统哲学所赖以产生和获致其大发展的条件就在于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即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严酷环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实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一种理性升华。

那末，中华民族在21世纪是否仍将有忧患或仍将充满忧患呢？这是肯定无疑的，只是21世纪的忧患同以往的忧患相比有其相通而又相殊的内容罢了。概括说来，21世纪中华民族有三大忧患：

一是国家外患之忧——由于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按最乐观的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尚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来看，至少在今后半个世纪之内，中国即使无内忧（何况绝非如此），也必定会有外患之虞，只不过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切地预见其轻重程度罢了；

二是文化危机之忧——正在努力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华民族目前所面临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的文化危机大体上有如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基本精神的爱国精神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文化）的挚爱和出于同样的传统爱国精神的为了振兴中华而对现代工业主义文化（现代文化）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另一个方面是，正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现代工业主义文化（现代文化）和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且已然影响并还将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作为对由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种种“现代文明病”的批判和反思之产物的后工业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是环境恶化之忧——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之必要前提和必然产物的对自然资源的肆无忌惮的开发和利用，已经造成并且还在继续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等的环境问题。

上述三大忧患，本质上是由处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形式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作为这些矛盾之集中反映的中、西文化之冲突所造成的。作为对这些现实忧患的自觉反映的忧患意识，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的、直接的内在动力。以此为契机，中国传统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既忧国忧民又忧天（自然）忧文（文化）的博爱意识；相应地，中国传统的以政治道德意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哲学则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以包括政治道德意识、文化道德意识和生态道德意识在内的泛道德意识为基础的泛伦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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