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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高于政治吗？——与王铮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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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铮先生文：人道是高于政治的——与可真先生商榷（增补）
王先生反驳拙文“人道从来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的第一个论据是：原始社会只有人道而没有政治。
可以说原始社会没有政治，但这仅仅是说原始社会没有文明社会的政治形式；同理，那时候也没有文明社会的人道形式，所以如果可以说原始社会没有政治，那末，同样可以说原始社会也没有人道。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王先生的第一论据就站不住脚。
人道、政治是跟着人类社会一起进化的，不能认为原始社会只有人道而没有政治，只能说当时只有原始形式的人道和政治，就像当时只有原始形式的艺术、宗教一样。
“人道”一词的核心词素不是“道”而是“人”。“人道”是指本质上区别于禽兽的人的行为规范，按这种规范行为叫“行人道”，也可以形象地叫做“走人路”。但是，究竟什么是人，衡量是否是人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人为确定的，这种人为性的标准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行为规范上，离开了人的行为规范，人的标准就是抽象的。
在管理学意义上，所谓人的行为规范，就是组织行为规范。这意味着，组织的性质是决定着组织行为规范的性质的。原始社会的部落这种特殊组织的性质决定着部落的组织行为规范的性质，文明社会的国家这种特殊组织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组织行为规范的性质。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按照当时部落的组织行为规范来管理他的部落，这种管理活动就是原始社会的政治形式。文明社会的国家统治者按照国家的组织行为规范来管理其国家，这种管理活动就是文明社会的政治形式。
“人道”和“政治”都是文明社会以后出现的语词和概念，通常是指文明社会的人道和政治。如果是指原始社会的情况，一般要以“原始的”来加以限定。在未加限定的情况下，它们都是指文明社会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人道都是从属于政治的。原始的人道作为部落组织行为规范，是从属于部落组织的整体利益和由这种利益决定的管理目标及其管理活动的；文明的人道作为国家组织行为规范，是从属于国家组织的整体利益（实质是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和由这种利益决定的管理目标及其管理活动的。
王先生应该清楚上述道理，那末，据此又怎能得出“人道高于政治”的结论呢？
王先生回复道：“原来你的‘人’也成了政治概念，我的人则是自然的人。把人政治化就是反人道的。”我何尝把“人”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呢？我只是从管理学角度把人理解为具体地存在于一定组织中的人，进而从现实性上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理解为一定的组织行为规范，按照一定的组织行为规范行事就是具体的行人道而已。“把人政治化就是反人道”这个观点的论据何在?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后世也没有任何人以此指摘他是“反人道”者。
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组织中的，因此任何一个现实的人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即处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中，这不是什么“把人政治化”，而是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就像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即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在这意义上可以说“人是经济动物”。
究竟“人是政治动物”还是“人是经济动物”，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根据现实的人所处在的特定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来加以判定，如果从政治关系方面来判断，就可以说“人是政治动物”；如果从经济关系方面来判断，就可以说“人是经济动物”。如果从心理方面来比较人与动物的差异关系，就可以说“人是理性动物”或“人是会思考的动物”。
王先生所谓“自然的人”是指处于何种状态的人?是否指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是脱离了任何社会关系的人呢？如果是这样，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具有社会性的，当然也就不具有政治性，然而这种不具有社会性、政治性的人根本就不是现实的人，只是想象中的离群独处的人，或迷失在原始森林中或荒岛上的某个人。如果王先生想讨论这样一种状态中的“自然的人”，我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因为我不愿去想象对于尚未有星期五作伴时的鲁滨逊来说到底还有否人道的问题。
附：
王先生，我觉得您应该从管理学方面去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同时从当今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去思考一下人道是否高于政治的问题。不要从原则或臆想出发，要从历史事实或现实事实出发。或者您应该思考一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道是高于政治的问题.
“人道高于政治”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孟子就把作为“仁”范畴的“恻隐之心”看作为是“仁政”的人性根据，顾炎武更提出“有人伦然后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的观点，孟、顾都是“人道高于政治”论者。在中国，凡崇尚儒家人道主义世界观者，都必定把人道看得高于政治，这种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的实践形态就是像春秋时鲁国某君那样的行为，其最终结果只能导致自己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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