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的认识活动，是基于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是在这些既有知识的指导下进行的。

 

对某代学者来说来，他们开展学术研究所必须掌握的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属于墨家所谓“闻知”（间接经验）范畴，而非属于“亲知”（直接经验）范畴。就“闻知”是他们赖以开展其学术研究的知识基础而言，其研究不无是起始于依据“闻知”进行类推的演绎。其演绎的实质在于：

 

他们在探索新知识领域的过程中，是依据他们经“温故”（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获得的“闻知”（间接经验）来理解他们的经验对象，从而获得其经验知识的，而这种理解只能依据他们事先所获得的“闻知”（间接经验）来进行，若离开这种“闻知”，他们就无法理解其经验对象，从而就不可能获得关于这些对象的经验知识。

 

因此，对于学者来说，他们所从事的一切研究活动，其实都是始于演绎——由“闻知”（以一定术语系统形式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关于客观事物之一般属性的概念系统）而达到“亲知”（关于客观事物之个别属性的经验知识）。

 

这意味着，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基于“亲知”所开展的归纳活动，其实是以演绎活动作为其前提和基础的。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演绎，就没有归纳。所以，作为学者而轻视演绎，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轻视甚或鄙视演绎，以为科学研究乃是始于归纳，在科研活动中唯有归纳才能获得新知，这种观点粗看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其实是否定既有的研究成果是科研活动赖以开展的必要前提和知识基础，而自以为其科研完全可以在知识空白情况下绝对独立自主地进行——在现实的科研活动中，这种无头脑的直观式研究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更何况，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并非是基于对某类事物所有个体的认识，而是基于对某类事物中某些特殊个体的认识，故根据这种关于这类事物的特殊知识归纳出关于这类事物的普遍知识，这只能通过类推来实现。这种类推，也就是把已经获得的关于这类事物中某些特殊个体的某种共性的知识当作关于这类事物的某种共性的知识，以此作为大前提来推断这类事物中那些未知的个体都具有这种属性。显然，这种类推也就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思维。故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是决不能离开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的。

 

总而言之，没有任何理由轻视甚至鄙视学术活动中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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