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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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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物极必反”被认为是由“命”所决定的“天道”。 道家之主张“抱朴”、“守柔”，儒家之倡导“中庸”、“中和”，皆是基于“物极必反”的“天道”观。这种“天道”观虽能给身遭厄运或身处逆境之中却又无可奈何的人们以乐观的生活信念，但受其观念支配的人们因无法把握“物极”的具体限度和“物反”的具体条件，只能抱着“成事在天”的想法，靠“碰运气”且“交好运”来成就其事功。
“物极必反”观念的形成
作为中国古典哲学中“天道”观的一个重要内容，“物极必反”的观念渊源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易经》思想的精华在于，根据用蓍草推求出来的“阴阳正变之数”（ 六、七、八、九）来确定卦象，即所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易传.说卦》）。这个思想蕴含了“变于阴阳”（变化于阴阳两极之间）的变化观和与之相应的“观变于阴阳”（从阴阳两极之间来观察天地万物的变化）的观变方法。这种哲学观念发展到春秋时期初步形成了“物极必反”的观念。
春秋时越国的范蠡、吴国的伍子胥、楚国的邓曼都曾提出过大致相同的思想：“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日困而还，月盈而匡”（范蠡，《国语．越语》）；“盈必毁，天之道也”（伍子胥，《左传》哀公十一年）；“盈而荡，天之道也”（邓曼，《左传》庄公四年）。由此不难看出，孕育于《易经》而后逐渐形成的“物极必反”的观念，是来自于人们对天文现象的直观经验，正是借助于这种直观经验，他们把握到了“天道”（日月运行的某种重复现象）——所谓“盈必毁”或“盈而荡”显然已初具“物极必反”之意。在此基础上，至春秋末，道家创始人老子进一步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他并且把“道”之“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循环运动简括为“反者，道之动”（《老子.十四章》），这在形式上已近乎“物极必反”之说了。
“物极必反”观念对道家、儒家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老子不但有比较明确的“物极必反”观念，且据此强调要以“法自然”的精神，“少私寡欲”地参与社会生活，做到经济上“抱朴”（保持生活的简单素朴）而不贪求财富，政治上“守柔”（保持为人的谦卑低调）而不争强好胜，因为依据“反者，道之动”的原理，任何事情发展到极点，都会向相反方向转化，财富的积累是如此——“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章》），势力的增长亦是如此——“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
与老子同时代的儒家创始人孔子，虽不甚重视对“性与天道”的研究，然其“过犹不及”的观念和对“中庸之道”的推崇，表明了他也受到流行于当时的“物极必反”之“天道”观的深刻影响，由此导致他反对“过”（走极端）的 “反中庸”行为（按：《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倡导“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实际上是“物极必反”的自然哲学规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种运用形式——儒家孔子“执两用中”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态度与道家老子抱守于“朴”之端、“柔”之极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态度形成了较鲜明的对照。
战国时期，“物极必反”更是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道家庄子固然是继承了老子思想，而且比倡导“抱朴”、“守柔”之自然生活原则的老子走得更远，以至于主张为人处世要无知无欲到不但忘掉个人名利，更把追求知识、讲究养生以求长寿的念头也都一并抛弃，以达到“外天下”、“外物”、“外身” 的“坐忘”境界，完全象“道”一样“逍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
崇尚“中庸”的儒家思想也得到了发展，孔子的孙子孔伋（子思）在孔子“中庸”思想的基础上写成《中庸》一文（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提出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第一章）的观点，将原本在孔子那里是用以反对和预防“犯上作乱”之过激政治行为的“中庸之道”，从政治生活领域推而广之地运用到了精神生活领域，并把它具体化为“中和之道”，以此作为处理自我情感关系的心理生活原则，主张以“中和之道”来控制自己的情感，保持自我心境的平和，避免在情感上走极端而使自己陷入情绪化的偏激之中。
“物极必反”与“命”的联系
到战国末期，“物极必反”这个自《易经》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哲学观念，已经成为一个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非常明确而固定的哲学命题了——属于道家的《鹖冠子·环流》说：“物极则反，命曰环流”；属于杂家的《吕氏春秋·博志》也说：“全则必缺，极则必反。”从此，“物极必反”的观念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古人虽知“物极必反”为“天之道”，而其实他们对“天道”知之甚少，春秋后期曾做过郑国卿相的子产甚至提出：“人道迩，天道远，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他对人类能否了知“天道”的真实情况深表怀疑。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信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孔子平时就很少谈论“天道”，以至于他的学生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与孟子齐名的先秦大儒荀子虽然著有《天论》，看起来似乎他对“天道”很有研究，但恰恰是在《天论》中荀子声称 “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这表明了这位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的大儒，其实并不认为可以通过天文观察就能直观到“天道”的真实情况而达于“知天”的，相反认为“不求知天”才是“圣人”的高明之处，当然也是“学圣”的君子所应持的明智态度。
直到明清之际，以“通儒”著称的顾炎武，他虽然钦服于他的学友、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字寅旭）的学问，曾自称“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亭林文集》卷六《广师》），然其内心还是觉得“天道”太玄乎，实在不是人类所能捉摸得透的，故而有“君不见天道幽且深”（《亭林诗集》卷四《骊山行》）的感叹，这间接地表达了顾炎武对那些热衷于“天道”研究的天文学者能否真知“天道”的怀疑。
古人对于“天道”所普遍抱有的神秘感，也使他们因此心存对“天道”的敬畏。老子讲“尊道而贵德”，孔子讲“君子畏天命”，这都反映了他们敬畏“天道”的宗教心理。他们的这种心理所表明的是，他们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物极必反”。
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十六章》）这里所谓“归”是“物极必反”的“反（返）”之义。“归根”是指本来生于“道”的物返于“道”，这是以“反（返）”为内容的“道之动”的必然体现。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返）”呢？“复命”便是老子给出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把这种“归根曰静”的物之“反（归）”归因于“命”的作用。“复命”不是指物返于“命”，而是指物受“命”的支配而返于“道”。“复命”的解释把物之所以返于“道”的原因归结为“命”，其实不过是以无解为解，因为“命”是一种不可解释的原因，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
在老子哲学中，“命”作为决定“道之动”即“反（返）”的力量，是一种来自于“道”自身而为人所无从知晓的神秘力量。孔子亦有类似的思想，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孔子所谓的“命”显然也是指一种来自于“天”而决定“道之行”或“道之废”的神秘力量，故又称“天命”。孔子曾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尝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但他所谓“知天命”或“知命”，其意思并不是说“天命”可知且应当知之，而恰恰是说“天命”不可知却又不可违抗而只得服从它，犹今言所谓“认命”也。到了汉儒董仲舒，他则把这种内在于“天”的神秘力量“命”叫作“天意”或“天志”了。后来顾炎武又把《庄子》中原指“日月运转”的“天运”一词和“天心”一词（相当于董仲舒的“天意”、“天志”）联系起来，称“天运未可億，天心未可量”（（《亭林诗集》卷三《恭谒天寿山十三陵》），这样“天运”和“天心”便获得了同等意义。
“物极必反”观念对传统行为方式的制约
在古人看来，“物极必反”是由一种为人所不知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故当其带着“物极必反”的观念来看待社会生活现象时，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生活也是遵循“物极必反”规律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觉这规律背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在起作用，故虽然知道是“物极必反”，却既无法把握“物极”的具体限度，也因此更把握不住“物反”的具体条件，所以只能根据这个规律来对自己生活实践中的主体因素（尤其是思想和心理）进行积极的自我调适，尽量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适度——或按道家的要求合乎“自然”，使事情自然而然地发展，避免人为地造成“不道早已”（非自然地夭折）的情况，或按儒家的要求合乎“中庸”，使行为一一中规中矩，避免视听言动出现“非礼”的情况 ，但是，对于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因素（尤其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却是消极无为的，即凡事但求自己无过失，不求成事有功劳。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物极”的具体限度和“物反”的具体条件都把握不住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抱着“成事在天”的想法去“谋事”，在自我谨慎行事过程中靠“碰运气”并且“交好运”来成就其事功。
在对力所能及的自谋之事抱以“成事在天”的态度的同时，对于那些根本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就更是抱着观望态度，并根据它们跟自己的利益关系来确定自己是乐观其成还是乐观其败。例如，生当于清初的明朝遗民顾炎武就曾说过：“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以贵者中。”（《日知录》卷一《巳日》）这里所谓“过中”，实为“物极”的代用词；所谓“过中则变”，犹言“物极必反”。顾炎武就是根据“物极必反”的规律来看待“夷之日盛，华之日微”（《五经同异•书楚》）的现象的，他认为，“夷”（按：指满清王朝）之日盛至一定程度，就会像“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一样，必然由盛转衰；而“夷”之转衰没落之时，便是“华”之转盛再兴之日。故“天下之事，盛衰之形，众寡之数，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则有以待之”（《亭林文集》卷五《杨氏祠堂记》）；“盈而罚之，动而蹶之……汤降文生自不迟，吾将翘足而待之。”（《亭林诗集》卷三《羌胡引》）身处异族统治之下而自感屈辱的顾炎武正是如此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他坚信华夏必有转盛再兴之日。顾炎武所信奉的这种生活逻辑，也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说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于此可见，“物极必反”的观念尤其能给身遭厄运或身处逆境之中却又无可奈何的人们以乐观的生活信念，使他们相信眼下的不幸终究会过去，前途是光明的！
注：本文即将在《北京青年》周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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