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有博友来函相告，颇为我在博客上“敢于讲话”而感到担心，劝我说话委婉些，我甚感其诚而深谢其意。为此，我也如实告以衷情：我在博客上写些东西，不管内容如何，都是有感而发，希望为改善社会发挥一点积极的作用，至于效果如何，我就不去管它了。我因为也是年过半百的半老之人，时事评论皆取以直言形式，以不说反动话为底线，其他无所顾忌。搞我这样专业学问的人，就是想求名利也无甚名利可得，所以我向来把名利看得很淡，不去计较这些东西，反正温饱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即使再过当年艰苦的知青生活，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这种清贫的生活也不错，至今回忆起来远没有不堪回首之感。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极低，至今吃喝的水平不比三十年前高出多少，平常无非粗茶淡饭而已。但对精神生活的自我要求很高，也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分量看得极重。在学术上既深受顾炎武的影响，也多少受到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一些影响，但最为推崇“为己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学”，十分欣赏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学术主张。

 

今天给研究生上课时，对他们说起了我的忧患意识，并加以说明道，搞哲学特别是搞中国哲学的人，必须有比一般人更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事实上，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家们忧患意识的理性升华，无忧无虑者不可从事于哲学，尤其不配从事于中国哲学。但是，有忧患意识，决不等于对生活持悲观态度，恰恰相反，我对生活充满了乐观，这种乐观是建立在忧患之上的，是一种理性的乐观。无忧无虑的乐观，是盲目的乐观，这是为乐观主义者所不取的。

 

在学术研究中，忧患意识其实就是现实的问题意识。做学问，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意识，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自觉观察和对生活感受的自我反省，以及对社会生活本质的直觉把握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判断。有了这种意识，才知道自己应该去为解决什么现实问题而去研究什么学术问题。

 

以顾炎武为例，他做学问，就是直面社会现实，以其强烈的忧患意识而敏感到“保天下”的重大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明朝的灭亡，首先是“亡天下”，然后才“亡国”，故欲“保国”，必先“保天下”。顾炎武所谓的“天下”，就是以“仁义”为精神内核的原儒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自三代以后，以东汉最为昌隆，此后日益衰微，至于明末则由于空谈孔、孟之心学的泛滥，儒家仁义殆澌灭而无余矣。顾炎武更从“夷夏之辨”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敏感到满清王朝作为夷狄政权必要“毁吾道以殉之”，因而以“豪杰”自命，自觉担当起“保天下”的责任。他认为，只要保住了儒家文化，汉族政权终有一天会复兴。但儒家文化不是一个悬空的“道”，儒家之“道”寓于儒家之“经”，故保其“道”者须存其“经”，而“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正是这样，顾炎武乃潜心于“本原之学”，积其数十年之功力，撰成了被后世学者公认为清代朴学之奠基之作的《音学五书》。顾炎武所从事的音韵学，看起来似乎是一门远离现实社会生活的纯学问，但在他却具有“明道救世”的现实意义。实际上，也正是因为顾炎武的首倡与其发凡起例的考据成果以及紧步其后尘的有清一代学者在古文献研究方面的累世投入，才使包括儒家文化典籍在内的中国古代文献得到了正本清源的系统疏理，使后人得窥其古典原貌。顾炎武及其后学对于中华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其功永垂中华史册！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有力地说明了现实的忧患意识或问题意识对于从事纯正学术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学术上的经世致用，是与贪图个人名利的急功近利毫不相干而且格格不入的，正如现实的忧患意识与悲观的生活态度毫不相干而且格格不入一样。

 

当今中国学术界，鼓励大家以急功近利之心去追求学术GDP增长，乃至于激励学者最好能够学术论著“年年发，月月发，天天发”，至少每年出版一部专著；与此同时，则以各种方式力勉学者避开敏感问题，最好没有忧患意识，成天乐呵呵，不仅学者自己乐呵呵，最好要能逗得举国上下都乐呵呵，如此学问才叫“大师之学”。

 

无经世致用之心，缺乏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还奢谈什么学问？至少是不可能有纯正学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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