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讲座（十八）

两汉时期，哲学家们继续围绕天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其论争的焦点则集中于天道是否有知这个问题。

对于天道是否有知，即“天”究竟是意志之天还是自然之天的问题，在先秦诸子那里基本上是各说各的，实际上并未展开充分的、直接的正面交锋。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儒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便把天道（命）与人事（力）之辨从原有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中国哲学进展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

但是，先秦诸子哲学之所以没有把天道是否有知当作一个中心问题来加以正面讨论，是与当时整个思想界的特点有关的。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是无神论高涨的时期，理性主义形成当时思想界的主流。

汉代则不同。当时统一帝国建立并趋于稳定，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社会秩序，便大力提倡宗教神学与世俗迷信，汉高祖、汉武帝、光武帝、汉桓帝便是突出的代表。汉武帝在位50余年，终生好仙求药不断，为此任用一些神仙方术之士，并由此无形中也培养了一大批方士，从而使社会上求仙修道蔚然成风。两汉之交至东汉，神学更为流行。这时已经神学化的儒家经学更与长期流行于民间的谶符迷信合流，形成一种谶纬神学。王莽曾利用图谶篡汉，光武帝竟“宣布图谶于天下”。各种迷信充斥社会生活，朝野上下弥漫着鬼神崇拜的神秘气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传入并慢慢兴起；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家思想与神仙方术合流，向着道教转化；加上本来就有的儒家神学化的经学（儒教）----儒、释、道三教神学都是在汉代兴起的。汉代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很自然地使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斗争成为当时思想斗争和哲学论争的焦点。

汉代有神论在哲学上的主要代表是提倡“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他把为先秦儒家荀子还原了的自然之天，又神化为“百神之大君”。不过，董仲舒尽管迷信和崇拜“天神大君”，却并未完全拜倒在“天”的脚下，毕竟还能说出“人主与天共持变化之势”这样的话，说明他多少还是肯定人在宇宙间的能动作用的。

无神论的主要代表则是东汉哲学家王充，他以“疾虚妄”为己任，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往古与当时的神学和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发展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然而，由于王充深受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他在批判神学天命论时却是采用自然命定论作为思想武器的，从而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使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倒退到春秋以前的水平上。

汉代哲学探讨的积极成果突出而集中地反映在汉末哲人仲长统的“人事为本，天道为末”这一光辉命题上，它不仅突出了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使原来比较质朴的天人观获得了较强的思辨色彩，增强了其理论性，标志着中国哲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由此开启了以“本末”范畴为标志的新的思维方式，预示着中国哲学又一崭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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