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说：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与人书一》，《亭林文集》卷四）

由此可以看出，在顾炎武看来，“读书”作为“学”的一种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交往活动。所谓“古人与稽”，就是说与古人进行认知交往，此即“读书”之实质。然而，仅仅以“读书”方式与古人交往---“独学”，还远不足以达到“学而知之”，它充其量只能解决认识过程中“十之五六”的问题，所以，不能只是闭门“独学”，而是还必须“出户”以“交友”开展与今人的认知交往。

因此，顾炎武在提倡“博学于文”的同时，更提倡“广师”。“广师”是顾炎武认识论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内容，它反映了超前地把握住了新时代精神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在呼唤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而积极地拥抱现实生活，广泛地开展社会交往---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一种开放年代所应有且必须具备的时代精神。顾炎武就正是把握住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新型思想家。因之，在他的认知交往观中，“博学于文”是从属于“广师”要求的，他说：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广宋遗民录序》，《亭林文集》卷二）。

其交友的原则是由近及远、由今及古，即“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足见顾炎武是立足于现实来开展认知交往的。他把现实的社会交往视为一切认知交往的基础。照他的思想逻辑，不与周围人进行交往，就不谈上同远方人的交往；不和今人交往，就谈不上跟古人交往。

换句话说，在顾炎武看来，读书仅仅是出于认知交往的需要，不交往则无需读书，因为读书的本旨不过是结交古人，向古人讨教（“古人与稽”）而已。因此，他所谓“博学于文”，其意义就不是一般的博览群书而已，而是“广师”意义上“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与三侄书》，《亭林文集》卷四）的认知交往手段。

顾炎武将读书提高到认知交往的水平上来重新认识它的意义，把它理解为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这就赋予了读书以新的内涵，即读书本质上并非个人私事，而乃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种新的读书观对读书人---“君子”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

应当为社会的利益和需要而读书，而不能仅仅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或者只是出于个人自娱的需要抑或修身养性之目的而读书。

顾炎武的读书境界之高于当时举子、文人之处，恰恰在于他对读书的性质及其意义有着与众不同的新的认识、新的理解，因而能自觉地把读书同整个社会、国家联系起来，为利益天下而读书，所谓“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耕札》，《亭林余集》），而当时一般举子、文人却都是把读书视为私事，故“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同上）。

顾炎武的认知交往意识是非常明显且强烈的，其交往目的亦很明确：

第一，他认为，在交往中认知主体间的互相激励，可以起到锐志提气之作用，使主体常处于志气高昂状态；反之，若“局守一城，无豪杰之士可与共论，如此则志不能帅气，而衰钝随之”（《与人书十一》，《亭林文集》卷四）矣。

第二，通过广泛交往，可以克服个人在认识上的“门户方隅之见”，从而达到认识的客观公正性：

“若乃过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访康成，则当世之通人伟士，自结发以来，奉为师友者，盖不乏人，而未敢存门户方隅之见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又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则君子所以持己于末流，接人于广坐者，必有不求异而亦不苟同者矣。”（《复陈蔼公书》，《亭林文集》卷三）

第三，通过广泛交往，才能达到不仅“知人”而且“自知”，不仅“见己之过”而且“迁善有道”：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然而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是则圣门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于知人也。《论语》二十篇，惟《公冶长》一篇多论古今人物，而终之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是则论人物者，所以为内自讼之地；而非好学之深，则不能见己之过；虽欲改不善以迁于善，而其道无从也。”（《与人书十四》，《亭林文集》卷四）